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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公布的一份《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18年度报告》显示，在通过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方式而获得科技成果合同金额方面，我国不少顶尖的研究型高校，纷纷被一些知名度稍逊的非“双一流”高校超越。科技服务水平与高校综合水平的反差，在其他一些大学排名中，我们也时有所见。而从国际比较看，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2017年发布的一份“与全球创新企业科研合作最紧密”的大学排名显示，那些与知名创新性企业开展科研合作最活跃的欧美高校，其综合学术竞争力通常也是全球最强的。

　　上述现象让我们反思：究竟应该如何定义一流大学？我们花大力气建设的一流大学，应该有怎样的价值追求？

　　面对各国城市发展的重大社会变迁和产业构调整，身处其中的大学应该如何通过智力成果和人力资源输送，主动应对城市的变革？这方面，许多国际一流高校体现了鲜明的创新和开放气质。

　　以纽约大学为例，根据该校的产业联络办公室统计，目前该校60%的科技专利已被授权用于公司和开发及商业化；过去十年里，纽约大学是全美从技术授权中获得收入最高的大学；超过130家初创企业是依赖纽约大学提供的技术创建起来的；学校科研投入对新公司创建的产出效率高于全美平均水平的50%。通过成果的高效率转化和对初创企业的直接支撑，纽约大学展现了对其所在城市的服务能力和融合度。

　　高校的社会服务能力不只体现在科学技术成果的转化方面，也同样体现在人文社会学科的社会贡献上。以素有“文创之都”之称的伦敦市为例，全英国有1/3的艺术与设计、音乐、舞蹈、戏剧、表演艺术等文创类的专业教师集中在伦敦的高校。除了专门人才培养、咨询服务和衍生公司经营外，伦敦高校的文化艺术专业的教师还将服务空间延伸到城市和社区的公共空间，高校教师为市民提供形式多样的有偿或免费的文创方面的讲座、表演、展览或博物馆教育，每年从这些活动中的受益城市居民达到560多万（占伦敦总人口数量约900万的一半以上）。

　　传统上，大学的社会服务对象包括所在社区、城市和国家。如今，大学社会服务也面向全球事务。许多国际一流高校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都将服务全球的共同利益，作为自身的价值追求。一些国际知名高校的智库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积极。它们以学术的方式积极影响着全球性事务，通过国别研究项目、设立专门奖学金、开设海外分支机构、与其他国家政府部门合作等多种方式，在安全、环境、自然资源、经济、健康、贫困和社会发展等带有区域性和全球性意义的领域开展研究、收集数据、提供解决方案。这些智库在延伸大学社会服务功能的同时，也增进了大学所在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重视、引导和促进大学的社会服务能力，正日益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政策取向。由英国的英格兰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等机构推出的高校“卓越研究评估体系”（REF）就包含了高校科研非学术影响力（包括对经济、公共政策、社会、文化、创新能力、公共卫生、就业服务及环境等方面的影响）指标，权重达到20%。从2019年开始，英国的“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系统将推出一个新产品“大学影响力排名”，旨在聚焦各国高校在实现联合国2016年提出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该评估的第一次结果预期于今年9月份发布。而在我国的第四轮高校学科评估中，“社会服务贡献”也被列为学科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如何完善和更好地发挥这一指标的引领作用，激励更多高校和学者投身社会发展和公共事务，应该成为我国高校学科评估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社会服务原本是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并列的大学“第三使命”，但要切实落实这一使命，却需要高等教育系统内外的体制、机制的全面支撑。一所大学强大的社会服务能力，不但折射了开放的办学理念、灵活的办学制度和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学术思维，更反映了创新、包容的社会文化和规范、有序的法制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可以看作全方位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