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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科学的想法，给再多的钱，那又有什么用呢？”3月6日，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黄力的一句话引起参会委员们的深思和共鸣：基础研究，离不开经费的支持，可单纯地增加投入并不能“顺理成章”带来突破。基础研究更需要一个真正宽松、包容的环境，科学家们也需要保持一颗“天真的心”！

　　“或许不止一个人被树上落下的苹果砸中，但为何就出了一个牛顿？”6日上午，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灿自问自答地说，“基础研究，其实需要保持一颗质朴的心，就像小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和天真，甚至要有点‘呆’。”

　　李灿坦言：“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和对基础研究的态度出现了偏差。”他分析说，随着科研经费的增加，现在基础研究的科研条件大大改观，给科研人员的奖励和荣誉称号也越来越多，可“基础研究成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现在的科研评价体系和管理方式，让很多年轻的学者热衷于发论文，评职称、“戴帽子”，偏偏忘记了科学研究的最本真。

　　无独有偶，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王玉鹏也认为，单纯的经费增加无助于基础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和进展。“上世纪，科研经费远没有现在充裕，可那时我们也做出了像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BBO、LBO非线性光学晶体等重要成果，当时在国际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现在，我们的经费量大幅提升，奖励额度也大幅上涨，但我们学科里头又有多少超越了这些的工作？”王玉鹏以他所在的物理研究领域为例分析说，基础研究要从源头上减少各种不必要的评比和考核指标，创造一个让科学家安心工作、专心科研的宽松环境。

　　从事生态微生物研究的黄力也说，面对从深海里取回的独特生物样本，“真正能提出有价值研究方向和奇思妙想的人少之又少”。说起这样的情况，黄力显得特别忧心。他说，要想办法从教育的层面就开始释放好奇心，要创造环境释放基础研究者的创新能力和活力。

　　采访中，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朱日祥讲起一个故事。当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在一次日食过程中得到充分证实，他因此名声大噪。有人问他，如果你的理论被证明是错误的，你会作何感想？爱因斯坦说：“我只能对上帝说抱歉，因为我的理论是对的。”

　　“这就是理论学家的自信。”朱日祥说，“现在我们的科学家和科技管理部门都缺这种自信。经费投入够不够不见得是问题的全部。”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蔡荣根委员也说，现在对基础研究的理解还是有些偏差。“有的时候科学家本人都未必能充分认识到研究的真正价值。”他说，电磁波发现伊始，也没人想到它会如此深刻地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科学原创成果与西方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弥补这种差距，科学文化、科学精神的培植非常重要，科研环境也很重要。”

　　基础科学不是给钱、给人就能搞得出来。“还是要从体制上解决这些问题。”接受采访的委员们都认为，基础研究的突破往往是从自由探索和交流中萌发。蔡荣根举了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例子。“那里的流动人员比固定人员还多得多，大家可以进行思想的碰撞和交流。或许，在基础研究领域，我们也需要建立一种新的资助模式，不光资助你钱做项目，更要资助你做学术交流！”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