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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8日，是科学界的“大日子”。当天下午，2018年未来科学大奖在京举行颁奖典礼。

　　着黑西装，打领结，左侧口袋装着口袋巾——盛装出席的科学家，是今天的绝对主角。

　　他们是生命科学奖得主李家洋、张启发，物质科学奖得主马大为、冯晓明、周其林和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得主林本坚。生命科学奖另一位得主袁隆平虽未亲临现场，也特意录制了一段视频。

　　未来科学大奖只有3岁，但颁奖典礼到场嘉宾可谓星光熠熠。饶毅、鲍哲南、马化腾、徐小平……此刻，他们都是为获奖者鼓掌的人。

　　这个一诞生就放话要做“中国诺贝尔奖”的民间大奖，如何拥有了今天这样的号召力？

最有影响力的成果不需要答辩

　　未来科学大奖是中国第一个民间发起的科学奖项，强调奖励在大中华地区完成，产生巨大国际影响，具有原创性、长期重要性或经过了时间考验的科研工作。其单项奖金为100万美元，由4位捐赠人共同捐赠。

　　和国际上众多知名的奖项一样，未来科学大奖采取提名制。候选人由科学委员会邀请的提名人提名产生，不接受个人申请与机构推荐。

　　奖项与机构脱钩，便没了“人缘”“关系”这些错综复杂的影响因素。

　　确立候选人后，科学委员会要确定10位左右该领域的国际专家进行评议。科学委员会委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李凯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他们邀请的都是小领域中国际上的知名专家，是“诺奖级别的科学家”。

　　这些真正的内行，要帮助回答一个问题——入围者的工作值不值得拿奖。

　　能找到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科学委员会的“豪华配置”。“大家本身都是一流科学家，所以能找到一流评议人，能评出一流成果。”未来论坛秘书长武红感慨。

　　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丁洪之前也想过给这些国际同行评审费。毕竟，写一封评价信耗时耗力，有人甚至洋洋洒洒写十几页。但大家讨论后拍板——不给钱。“这样，他写评价信的唯一动机，就是候选人的工作确实值得写。”李凯说。

　　小同行们意见也未必一致，科学委员会要参考这些评价，以匿名投票的方式选出最终获奖人。“我们必须要公正。”丁洪说，“我们几个人的名字是公开的，押上的是自己的声誉。”

　　奖项就这样“砸”给了毫不知情的获奖人。

　　李凯还记得，2017年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获奖人潘建伟在接到打来的通知电话时说，自己之前也拿过一些奖，总要答辩，这次就不用。

　　“最有影响力的工作是不需要答辩的。”李凯直言。

有公信力的奖应有第三方监督机制

　　科学委员会的科学家都是“义工”。李凯说，既然捐赠人捐出了财产，那他们就捐出时间。丁洪坦言，为了评奖，科学委员会需要投入很多精力，光开会就要开多次。

　　而每次科学委员会开会，无论线上还是线下，清华大学法学院讲席教授高西庆都会在场。

　　大多数时候，他不参与讨论，就是听。他是未来科学大奖监督委员会主席，负责捍卫程序正义。

　　“我们监督委员会主要关心三件事：规则是否公平公正；执行过程是否遵循规则；如果规则要改变，程序是什么。”高西庆说，未来科学大奖不仅要对标诺贝尔，也要对标一种公平公正的评奖方式。

　　规则不可能一步做到完美。有时，他甚至会半夜接到科学委员会轮值主席打来的电话，咨询对某条规则的解释意见。比如，为了尽可能剔除评奖过程中的其他影响因素，他们确立了“回避”原则。但候选人与科学委员会委员的关系究竟近到哪一步才需要启动回避机制，是回避投票，还是干脆回避讨论？这些边界在反复商议后得以清晰。“规则的完善是一个动态过程。”

　　高西庆强调，一个有公信力的奖项，应该有第三方监督机制。

会有更多未来科学大奖吗

　　李凯曾拒绝过很多次其他奖项的评奖邀请，他不愿自己的名字和一个“不对”的奖挂钩。“但未来科学大奖是符合国际标准的，是会成功的。”他说。

　　去年7月，科技部印发《关于进一步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到，鼓励、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用人单位和机构自主设奖，加快形成一批如“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奖”“未来科学大奖”等有公信力和权威性的社会奖励品牌。

　　政府究竟可以如何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李凯和高西庆都提到了税收调节。

　　在美国，对捐赠者的税收激励主要是税收扣除和税收抵免。个人或企业向慈善组织捐赠，可以将其捐赠数额在应纳税总收入中扣除，或者在纳税人应交所得税中直接扣除。

　　“如果向科学或者教育类基金会所做捐赠能进行税收扣除，会激励更多民间资本进入科学领域。这些钱可以用来设奖，也可以直接支持研发。”李凯说。

　　未来科学大奖已经办了3年，但中国民间科学类奖项依然凤毛麟角。武红认为，大家并非没有兴趣，可能只是在“观望”。

　　“未来科学大奖是一个样本。”武红说，“它证明了，我们能做成这样一件事。现在，它影响力越来越大，也会给其他想做类似事情的科学家、企业家更多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