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留学时代与后归国时代
－蒲慕明、饶毅、施一公及其它

学者王鸿飞

看了《科学新闻》上《蒲慕明：中国科学“病”在何处点评施一公饶毅《科学》社论，并呼吁中国科学家自律》文章以及饶毅施一公对该文的回应，感觉到的是理念很不相同的两代人之间的对话。

蒲慕明这位“老”先生的理念属于前留学时代和前归国时代，而饶毅施一公这批人的理念则属于后留学时代和后归国时代。

《科学新闻》《蒲慕明：中国科学“病”在何处点评施一公饶毅《科学》社论，并呼吁中国科学家自律》文章链接：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0/12/241185-1.shtm

《科学新闻》饶毅施一公《对《蒲慕明：中国科学“病”在何处？》一文的回应》文章链接：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0/12/241185-2.shtm

1993年我还在纽约念博士。当时一位刚从回国内探亲回来的学弟对我说：

“哎呀！老王你知道吗？现在国内的人也不是那么没钱，我们回去已经算不上什么了。”

我笑笑说：

“我从来就没有认为咱们回去一定要算什么。不过一个穷研究生而已，你以为你应该算什么？”

在前留学时代和前归国时代，是个留学生回国就算个人物，就更不用说像蒲慕明先生这样很早就回清华去做系主任的高层次人才了。在后留学时代与后归国时代，留学生回国早已经算不得稀奇，至少经过方舟子学弟的持续揭露和“学术”打假，归国的留学生和教授早已褪去了神秘面纱。再不明白的人也都知道所谓“海龟”群体一直是鱼龙混杂，甚至还有不少虾米混迹其间。

在前留学时代和前归国时代，留学和归国就是好事，水平和能力不够高也照样可以有个立足之地，这样只有少数人有较好的水平；在后留学时代与后归国时代，水平不高还想有个立足之地，远没那么容易，这样使得水平和能力较过去有更为普遍的提高。

简而言之，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在前留学时代和前归国时代，有不少选择“两栖”的当年的蒲慕明；在后留学时代与后归国时代，有更多全职归国的饶毅和施一公。

之所以把在90年代末之前称作前留学时代和前归国时代，2000年之后称作后留学时代与后归国时代，原因就在于在这期间的某段时间内有一个分界，留学与归国从“很算点什么”过渡到了“已经算不上什么了”。我个人留学归国正好处在算点是什么又不算点什么的那个尴尬位置，所以体会也至深。不少和我前后回国的人，拥抱的是前留学时代和前归国时代的价值和取向，而我由于感觉到了后留学时代与后归国时代迟早会到来，没有去拥抱那些价值和取向，成为异类。

如果大家对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学术界的种种剧变有所了解，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说蒲慕明这位“老”先生的理念是属于前留学时代和前归国时代，而饶毅施一公这批人的理念属于后留学时代和后归国时代。前者更多地代表过去，后者更多地代表未来。尽管如此，他们自己的理念中也未必没有和他们自己的立场和身份不完全一致的地方。

相比之下，蒲慕明先生在1980年代初就开始在国内帮助提升教育和学术研究水平，可以说比饶毅施一公更具爱国精神、理想主义和奉献精神，更具不可为而为之的豪情。不过，蒲慕明毕竟没有全职地在国内工作，他后来主持的研究所也许算得上是一块学术“绿洲”或者“特区”，但也仅仅是一块“绿洲”或者“特区”，除非它的运行模式能够被复制和推广。开垦一片“绿洲”和建一个“特区”，搞一个根据地，的确是前留学时代和前归国时代所需要做的事情。

不同的是，在后留学时代和后归国时代，大量的“海龟”加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用“游击队”建“根据地”的办法来搞学术建设显然不行。这应该是饶毅和施一公觉得需要站出来公开呼吁制度问题的动因。我个人并不认为国内的学术环境和制度已经不错，我只是更认为要改变国内的学术环境和制度，需要更多训练背景和素质更为优秀的科学家和学者来主导学术界的方向和规则。

尽管我赞成蒲慕明先生下面的意见：

“现代科学在中国历史很短，而科学文化或者科研传统（包括经费分配体制）的建立需要好几代科学家扎实（down-to-earth）的努力：新海归的一个长期任务就是要为此做出重要的贡献。”

“那些刚回来的、已经在国外取得较高学术成就的年轻科学家们，可以通过在自己实验室积极努力地工作，为提高中国的科学水平做出贡献；并且在他们的周围建立一种重视科研质量、严谨的、有创新性的科学文化。在他们参与的学术评审中树立客观公正的、严谨的、有批评态度的好榜样。当他们自己的科研蓬勃发展、并通过有效交流而影响了自己周围的同事时，这些回国者中的一部分人将最终成为中国科学的领导者和决策者。”

但我也想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最近回国的正教授饶毅和施一公和当年在国内大展宏图的青年教授蒲慕明相比，应该是更合格的未来中国学术的领导者和决策者。

另外，我尤其不认可蒲慕明先生下面的意见：

“在回归者和国内科学家之间年薪和其他待遇的巨大差距，将严重冲击我们许多科研单位已经建立的以业绩为准的分配体系。“千人计划”入选者除了获得巨额的启动费以及享受安置和住房补贴、税收、医疗保健、配偶及子女补贴等许多额外的特权外，还能获得相当于国内同等水平科学家的五倍以上的工资（年收入）。过去我所工作过的五所美国大学，绝大多数著名的生物学教授的收入至多相当于其他教授的两倍左右（除非他参与了额外的临床工作）。在“千人计划”入选者还未在国内有任何科研产出之前，国家就提供比那些可能已经做出相等甚至更好成就的国内同行高出四五倍的工资福利，这是许多国内同行难以接受的不合理政策。”

首先，我绝对不相信蒲慕明先生会接受目前国内一般生物学教授或者科学家两倍左右的收入而全职回到中国大陆工作，除非他抱定今后只靠自己前半生的积蓄和利息维持生活的信念而义无反顾。其次，我也绝不认为“千人计划”入选者“除了获得巨额的启动费以及享受安置和住房补贴、税收、医疗保健、配偶及子女补贴等许多额外的特权，还能获得相当于国内同等水平科学家的五倍以上的工资（年收入）”是一件所谓很不合理的事情。因为事实上，像饶毅和施一公这样的情况，他们选择回国后得到的经费与收入并没有真比他们所放弃的更多。如果这个帐不算明白，我们还真会回到前留学时代和前归国时代，依然去让国外的博士后、助理教授或者至多副教授水平的人来国内做系主任、院长和研究所所长。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大家倒还不如干脆赞成国内并不是没有足够的优秀人才这样的判断算了。

“千人计划”的冲击，即使不能够帮助国内学术界提高学术水准，也能大大提高国内学术界其他人的收入水平，提高学术和研究工作的竞争性。蒲慕明先生绝口不提国内外待遇和薪酬的大幅差别，而只是把事实上低于国外收入的“千人计划”待遇和国内更低待遇进行比较，是典型的误导。中国学术界所有人的待遇和收入都应该大幅提高。按照蒲慕明先生的办法，难道他真认为清华北大教授的收入永远应该远低于Berkeley的教授，或者香港大学的教授吗？这样下去，还能招得到些什么鸟人来做北大清华的教授？

有趣的是，“千人计划”的待遇和支持力度，除了让一些自以为不错的“土鳖”或者学术界的“地头蛇”感到沮丧之外，也宣告了所谓“两栖”模式会成为不再诱人的选项。可以预测，如果降低“千人计划”的待遇和支持力度，学术界绝大多数人能够得到的待遇和支持力度并不会因此增加，但选择“两栖”模式的人铁定会增加。我实在不明白：降低“千人计划”的待遇和支持力度会怎样帮助中国的学术和研究的发展？

总之，在后留学时代与后归国时代，中国学术界需要的是更多像饶毅、施一公这样全职回国的成熟和年富力强的科学家和学者，而不是更多在国内只是兼职做事的蒲慕明那样的科学家。按照蒲慕明先生的建议，更多的高水平科学家和学者还是不能选择全职回国。这样的话，国内学术界依然还会长期驻足于国际学术界边缘，期待中国科学家提高水平和进一步自律恐怕也会流于空话。

所以，在我看来，尽管蒲慕明、饶毅、施一公他们都是一样的精神可嘉，但毕竟他们是不同时代的产物，着眼点也属于不同的时代。

最后我想声明一点：有些人也许会错误地认为我认为凡是“海龟”都会优过“土鳖”，事实上我很清楚什么样的“海龟”最成问题，所以才希望更多高水平的华人科学家和学者成为“海龟”，而不只是选择“两栖”。

换句简单的话来说，如果期望让全职海归成为海外优秀学者的最佳选项，蒲慕明先生目前并不是好的榜样，饶毅和施一公他们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