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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我不是药神》引起热评，话题之一涉及到中国为什么鲜有首创性新药。近30年来，中国值得一提的原研新药只有一个，就是深圳微芯生物的西达本胺；其他众多所谓1.1类新药皆是me too产品。那么，研发人员众多的中国，为什么鲜有首创性新药呢？我的解读是：由于中国尚未建立起阶段性技术的交易机制和交易文化，不够尊重知识产权，首创性新药的漫长的研发周期始终是一种非常状态，致使研究者、投资者、以及未来的生产者均难以承受。人们只好对首创敬而远之。

　　如果上面这段话难以理解，那么，对比中、美两国建筑民工的生活状态，便一目了然。我曾在以前的博文中提到，中国建筑公司3年完工广州到武汉的高铁，美国建筑公司建一个大型立交桥花了10年。乍一看，人们会得出中国民工工作效率远远高于美国同行的印象，其内在的本质却是：建筑工人是否要为项目建设的效率牺牲正常的生活。在中国国内生活的普通人（如我等）都会发现建筑民工是没有正常住处，随着施工项目，2～3便移居一次，居住在临时搭建的板房中，周末也常常加班，酷暑严寒盖不例外。美国建筑工人没有牺牲正常生活的道理，适逢大型施工项目，均作长期规划，其工期足以使建筑工人可以在工地附近买房定居，养育子女，使之读完初中高中，进入大学。美国和中国建筑工人的生活之间，存在着正常生活和非常生活的本质不同。

　　谈到新药创制，中美两国的对比与建筑工人类似。美国业界习惯阶段性成果的分享文化；漫长的首创性新药创制被分为若干阶段，研发人员完成自己最擅长的阶段后，得到相应的回报。如此一来，财务投资者眼中的项目也不再漫长，出口处举目可望。早期阶段的投资者靠项目的成功率以及成功项目的回报率取胜，晚期阶段的投资者仰仗资金资源。参与项目的各行各业在整体上漫长的研发过程中早早过上了正常而体面的人生。如此暇意的职业生涯吸引着全球的聪明人。

　　与之大不相同，中国国内的财务投资人和项目实施企业心目中的回报时机是产品上市获得销售收入之后。人们习惯上把达到这一目标的研发阶段看作一段艰苦创业的非常时期，这段时期内，创业者和投资人理所应当地应该节衣缩食、忍辱负重、甚至以命相博，坚持到最终成功的那天。然而，新药创制需要较长的时间，首创性新药的创制更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这段非常生活漫长而无保证，几乎无人能够承受——无论是创业者、投资人、还是药企。更有甚者，面对如此九死一生的付出，国内上上下下，永远认为凡是没有真金白银和有形资产投入的付出都不值得高回报，药价永远过高，把高科技变成白菜价洽是国人的自豪。如此，若无精神病、豹子胆、和三头六臂，谁会去做首创性新药呢？

　　笔者所在的国内主要研究型大学药学院的本科生、硕士生的主流，博士生的相当一部分毕业后均争先恐后地逃离科研一线是为以上分析的佐证（出国的和计划进入学术界的除外）。实事求是地说，中国药企欲开发首创性新药，要么在相关的社会改革完成之后，要么以美、欧、日等国为目标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