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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校长近日针对学生评教的一番话，有点像是皇帝主动剥去了身上的“新衣”。顾秉林校长提到清华大学的学生原先平均成绩是70多分，后来是80多分，现在变成了90多分。学生成绩步步高，校长不认为是好事。的确，平均90多分，已使得学生成绩评定变得毫无意义，如果说还有“意义”，那就是在为丧失了诚信的社会继续“添砖加瓦”。长期的通胀必成滞胀，也许百分制有一天会被150分制取代，这也是一条不归路。某校一个学生在表达对一位教师不满时就这样说：“（她）居然给学生的分数用‘7’打头！”也有学生曾明确告诉笔者，有的老师给学生打分的起点是90分。想一想当年著名史学家向达先生在北大任教时给自己的学生最高成绩为75分并传为美谈，真恍如隔世矣。顾校长显然对此类情形了然于胸，他认为这是学生评教惹的祸：“现在要求大学以学生为本，重视人才培养，于是大学都开始重视学生对老师的评价，甚至把学生对老师的评估作为重点内容。这导致一些教师从对学生严格要求变成放纵。以学生为本难道就是仅仅重视学生评教？这简直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2010年10月18日，《文汇报》）

　　从海外借鉴而来，他山之宝玉的学生评教模式，却酿出了一杯让人难以下咽的苦酒，原因何在？

　　原因之一，“逼评”。拜信息时代所谓“办公自动化”之赐，学生“一个都不能少”，每个学期末每个学生都必须上网登录对所修课程作出评估，每一门课程数十项指标也是一个不能少，即使不假思索，读完指标提示当即作出评定，评完一门课程也得近十分钟，若一个学期选修十门课，不用太认真，差不多得花去一个多小时，期末临考前的冲刺阶段，杀出一个复习时间“劫道”者，不完成评教就不能进入必须完成的其他程序操作，如下学期的选课、查阅本人考试成绩等等，如此“绑定”，自然是无一漏网之鱼，人人参与的表象背面，是对个人权力的漠视。这种捆绑式的评教模式，不仅使众多学生十分反感，也背离了大学所致力于培养的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这本身就是对“以学生为本”的一个莫大讽刺。有学生直言，我从幼儿园就开始评议自己的老师，评了十几年，我更愿意将评议的结果深藏于心中，从不打算与人分享。对这样的学生，可以表示遗憾，但更应该表示尊重。有些事情，可以批评甚至作道义的谴责，但不能予以惩罚，如一国之选民是否参与政治投票，学生是否参与课堂教学的评估等等，均适用于此一普世价值。

　　原因之二，“重复囚徒困境”。值得玩味的是，一些高校在推出并实施学生评教举措时已经考虑到了可能出现的“以分换分”情况，因而设计了一种类似于“囚徒困境”的制度安排，即师生均在不知自己“得分”的情形下给对方“打分”。但课堂教学不是一锤子买卖，一个学期接着一个学期，“重复囚徒困境”之中，很快演变成足以写一部《儒林外史新编》，其啼笑皆非之跨度、斯文扫地之广大，晚清文人当嗔乎其后。大趋势就是：学校越是重视学生评教的结果，如实行所谓“末位淘汰”或直接与教师的收入、晋升、评优等等挂钩，教师的平均“得分”也必将一路走高，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或许很快就要用小数点来给教师排座次。例如两个教师可能要在95.5分与95.6分之间决定排名。量化之“精确”与运用之“极致”，哪来的什么“国际接轨”，简直是百分百的国际笑话。

　　原因之三，大学仍为政府机关之“附庸”。此一尴尬局面沿袭已久，批评之声从未停息，前一阵子关于大学“去行政化”的讨论就属于此“老调子重弹”。这既是最深层次的原因，也是一切问题的关键。中国士大夫向来有反求诸己的传统，顾身为一校之长却公开坦诚清华学生评教评出的“恶果”，当然不认为，至少不会认为主要是自己掌校不力的结果。校长可以更换，功利主义充斥校园文化，市侩哲学取代尊师重道的传统的局面几乎不可逆转。大学不能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大学校长的个人魅力借助于网络可以一夜走红，但校长的人格力量实际上在办学的根本问题上仍然是无处施展。既然教育部主持的本科教学评估能够催生出各大学内部“拧成一股绳”上下共同造假，由学校行政部门主导的“学生评教”演变成师生共同“忽悠”，彼此“分数”不断攀得新高，也应在意料之中，“情理”之中。

　　学生评教评出了一杯让人无法下咽的苦酒，或许也评出了中国教育史上最牛的“鸡肋”，不是食之无味，而是已经变味；也不是弃之可惜，而是弃之不能，因为它身上承载了太多太美好的理念。封建时代的师道尊严应该被埋葬，但在此坟茔之上究竟长出的是玫瑰还是罂粟，还需要官员、校长、教师、学生……一同精心策划用心照料。

　　（作者为汕头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