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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复兴是提倡古希腊罗马文化，提出人本主义思想体系，使人性回归。启蒙运动是批判蒙昧主义，使人的理性回归。中国唐朝的古文运动，是提倡先秦和两汉文化传统，使文风和社会风气回归。

　　粉碎“四人帮”后真理标准的讨论，纠正了以最高领导人的讲话为真理标准的错误，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回归。十三大提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历史定位的回归。

　　近百年来，中国经历着历史上最大的社会变革，大学精神就在这大背景中演变。解放前，大学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沿，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那时的大学精神是崇高的。

　　1949年，中国共产党以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推倒了“三座大山”，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胜利。60多年来教育工作有很大的成绩，也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下面我主要谈问题。

　　改革开放以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文化统帅了一切，统帅了学校，政治文化冲击了大学里的学术文化。运动不断，批斗不止，秩序混乱，斯文扫地，有的师生被批为“右派”、“反革命”，大学精神不再崇高。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以“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特征的市场文化又冲击着学术文化，使得原本讲道德、守诚信、追求真理的大学精神走了样，变了味。

　　除了政治文化和市场文化外，中国固有的官场文化和世俗文化，甚至市侩文化也在侵蚀着学术文化。当教育改革在“教育产业化”、“应试教育”、“大学扩招”、“高校合并”等方面有失误的时候，大学无法保持传统，大学精神再受伤害。

　　大学精神是什么？先辈们已经有不少阐述。蔡元培先生说应该“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梅贻琦先生说：“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那么何谓大师？标准应该是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时提出的“五个第一流”。

　　当代很多大学校长也提出了很精辟的见解。刘道玉校长说：“西方大学的精髓就是：独立、民主、自由、质疑、批判。这是大学精神之美，是发明创造所必不可少的。”杨福家校长说：“一流大学应该特色鲜明、大师云集、科研领先、以人为本，有大爱情怀。”朱清时校长说：“大学应有崇尚学术卓越的精神。”杨玉良校长说，“大学应该在精神层面上回归大学本身的高尚”，“当前来讲，回归和坚守，比改革更重要”。他还说，“大学精神不能虚脱”，“当社会出现失范时，应该发出警世之言”。他们这些理念如果实现了，中国的大学就有希望了。

　　从“李约瑟之谜”，到“诺贝尔奖情结”，到“钱学森之问”，都反映了中国学术文化和大学精神的缺失。“行政化”只是浅层的问题，“行政化”的根源是“党政化”，但是现在谁也不敢提“去党政化”，不仅事关党的领导问题，还有“去党政化”后怎么办？

　　我认为当前中国的教授也治不了校。因为现在的教授也都是在官场文化、世俗文化的影响下成长的，纯粹的“学术文化人”已经不多了。即使蔡元培再世，面对现在各种非学术文化的包围，也难以实现他的理想。所谓治大学，更要治社会，而大学精神的回归应该先于社会，优于社会。

　　现在大家怀念西南联大的辉煌，最近出了一本书叫《联大八年》。我认真读了这本书，还为此专访了昆明西南联大的旧址，在联大的图书室内查阅了有关资料，正式资料都将联大的精神归为“爱国、科学和民主”。现在很多大学也在提倡这三条，为什么再也没有联大的辉煌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又重新阅读了《联大八年》中冯友兰先生写的简史。他说：“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联大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太好了！

　　联大的成功在于他的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它不在乎千百人唯唯诺诺地说一样的话，而是珍惜有识之士能够振振有辞地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我还认为，联大的成功不能单看那八年，而是联大继承了八年前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几十年坚持的校风和传统，八年以后联大学子还继续潜心学术，结出了硕果，这才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这才是真正的大学精神！

　　学术要自由，就要避免政治干涉。从历史上看，政治和学术是常有矛盾的。两千多年中国历史中，学术最活跃的是春秋战国时期，那时政治很弱，于是出现了很多思想家和哲学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政治强大了，学术衰落了。秦朝以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一个大思想家。政治强而学术也不错的有两个时期，一是汉朝的文景之治，另一个是唐朝的贞观之治。

　　清朝康乾盛世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都很强，乾隆年间中国的GDP世界第一，占世界总量的33%~40%，文化上却大力压制。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政治控制很强，但在学术上除了工业以外全面滑坡，最后政治也完了。政治不干涉学术，学术就好，干涉就糟。因为政治行为和学术行为是不同的：政治要求保持一致，服从组织；学术要求挑战权威。现在中央的方针是“政治宣传有纪律，学术探讨无禁区”。这就对了。

　　那么，如何体现党对大学的领导？大学里如何管人？现代管理科学上有两条基本原则，就是用人者管人的原则和一级管一级的能级管理原则。我们强调党管干部，党再通过人事部门和组织部门管人。这些部门不直接用人，谁好谁差他们并不清楚，只好启动繁琐的考核体系。其实谁好谁差，直接管事的领导最清楚。校长知道系主任，系主任知道教研室主任，教研室主任知道每个工作人员。有人怕教授用人权大了会有猫腻，其实直接用人的人管人猫腻才最小，因为他用非其人就会耽误自己的工作，影响他的业绩。

　　比如统一高考问题。考是必须的，统是不合适的，只有中国是统考的。统一高考引发的应试教育，正在扼杀我们青年人的个性和智慧，而缺乏个性和智慧的人不会有大的创造性。现在我们看到应试教育的弊端，但不敢大动，只是修修补补的改，处处被动。其实，逐步恢复大学自主招生，问题会逐渐好转。因为这是世界各国，包括我国解放前行之有效的办法。

　　大学教育与基础教育不同，教材应该由教师和学生自主选择，不必全国统一。社会的人才需求是多元的，教师和学生的特长原本也是多元的。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造就大批有特长和个性的人才，满足社会的多元需要是现代教育的使命。制度的好坏不是理论问题，是实践问题，大学教育的好坏，归根结底应该由社会实践来评判。

　　（作者秦伯益为中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