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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光，国际科学素养促进中心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不久前发布的中国第八次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显示，到2010年，全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3.27%，这显示中国人整体科学素养偏低，在与2001年的欧盟15国、美日等国比较时发现，中国人对科学知识的了解排名倒数第一。

　　“公民科学素养水平低的主要原因，是在我们的正规教育中，科学技术教育环节太薄弱了。”国际科学素养促进中心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新闻与科学传播系教授，是我国第一批致力于科学素养研究的学者，早在1992年就开始了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近日，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坦言，“我们不是没意识到这些问题，也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在实行过程中，有许多难以逾越的体制上的障碍。”

　　记者：“中国人整体科学素养偏低”是因为对于调查中的问题，我们回答得不好吗?

　　李大光：不一定。像“地球围绕太阳转”等浅层次的科学知识问题，中国人答得比较好。但涉及“辐射”、“抗菌素只能杀死病菌”、“大陆板块漂移学说”，以及一些物理基本概念时，比如“电子”和“原子”，近年来中国人在这方面的知识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

　　各个国家对科学知识的提问，基本上都是围绕正规教育的内容，是学校里教的科学知识。从这个角度分析，目前的变化趋势说明，我们的正规科学教育仍然是薄弱环节。

　　记者：美国与中国的教育方式和内容有不同之处，但这个调查用的是美国学者设计的问卷，这会不会让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被低估了?

　　李大光：对于科学素养的概念，学界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论。科学素养的定义要求，每个人都具备科学知识、科学技术技能和对科学的支持态度。可是，什么叫有科学知识?什么叫有科学技能?要求每个人都有科学知识、科学技能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但我认为，科学知识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只是在各个不同的社会语境中，公众的认识和理解会有差异。

　　比如，美国几乎所有科学知识问项的回答正确率都很高，而唯独在“人类是从早期动物进化而来”这个问题上，回答正确率(53%)比中国(70%)低了接近20个百分点。这是因为“进化论”和“神创论”，这两个人类起源最重要的理论，在美国的很多学校里，都是正式传授的课程，学生可以选修。中国被访者答对这个问题的比例，仅低于日本8个百分点，与欧盟的70%相同，比印度(56%)、俄罗斯(44%)和韩国(64%)都要高。

　　记者：从这个角度上说，您认为这项调查中的问题设置有什么问题?

　　李大光：问题还是在于调查使用的科学素养指标。指标中的科学知识多半来自教科书。很自然的，哪些人能答得好呢?就是那些记住了大量科学概念，读书时成绩好、会背书的学生。而那些真正具有科学素养，能在自己的生活中积累知识和技能的人，调查却告诉他，你不具有科学素养。所以，这个指标对了解一国公众所应具备的科学知识意义不大。这也造成了一种现象，在20多年的调查中，各国政府和机构都在努力提高本国公众科学素养，但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提高得很慢，甚至停步不前。当然，我国公众科学素养偏低，也是事实。

　　记者：中国学生不是世界公认的读书勤奋吗，为什么反而答不对题呢?

　　李大光：这些年来，中国科学素养水平最高的，正是18～24岁之间的人，但这个群体在整个国民群体中所占比例很低，而我们整体水平确实不高。中国公众随着年龄增大，科学素养水平急剧下降，这和欧美国家以及日本形成巨大反差。欧美国家科学素养分布比较平均，日本唯一例外，越老科学素养越高。

　　还有一个因素，我们公众科学素养的提高，仅限于正规教育阶段，在工作中没有提高的机会。这和日本等国家也形成巨大反差。这说明，我们的社会还不是知识经济社会。

　　记者：有人觉得我们社会过于推崇官员、明星，让不少青年忽视了科学知识。您觉得呢?

　　李大光：这是媒体倾向问题。科学是对真理和自然界的探索，而中国社会文化中，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这让更多人关注的不是人和自然的关系，而是人和人的关系。在当下的新闻和信息流动中，与科学相关、去探索自然界真理的内容比较少，吹捧有权人、有钱人的新闻信息多，这样久了人们对知识就不怎么推崇了。这方面希望媒体能正确地引导舆论，而不只是去满足公众的猎奇需求。

　　记者：您认为中国公民科学素养提高的关键是什么?

　　李大光：有人认为，提高公众科学素养水平，主要靠科普。但我认为，不能完全依赖科普工作，科普是非正规教育范畴。对于提高公民科学素养水平，现阶段能起到真正作用的，是学校里的正规教育。从各国的主要措施来看，主要也是集中在正规教育中的科学技术教育。

　　记者：我们正规教育的薄弱点在哪儿呢?

　　李大光：首先就是教育改革中的问题。就像美国的“2061计划”，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改革，都在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科学技术教育改革。而到目前为止，我们的9年义务教育都没有在这方面进行有效改革。人的学习习惯没有在正规教育阶段培养起来，很多人获得知识的动力往往是为了应付老师和考试，而不是为个人素质的完善。当然，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还有很多，涉及中国文化、价值观以及媒体倾向性，再加上文理分科、考试制度、工作后的追求、科学信息的流动性等。

　　其实，我们不是没意识到这些问题，也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在实行过程中，有许多难以逾越的体制上的障碍。其中，严格的行政权限是最严重的问题，这导致中国科学界许多重要的科学发现和先进的理论，没法进入到教育界。

　　记者：我们能从国外借鉴怎样的先进经验?

　　李大光：欧美国家都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科学教育体制改革，像英国的“1988年教育改革法”，第一次把科学列入小学生核心课程，把技术列为辅助课程。美国科学家在1985年提出《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科学教育改革纲要，这个纲要引发了美国科学界对整个科学教育体制的彻底改革。“2061计划”、“科学素养基准”、“美国科学教育标准”、“美国技术教育标准”，都是由此而来的。更重要的是，美国不仅仅制订教育标准，还落实到了具体的教育课程上。比如 “2061计划”一经提出，就得到教育界的支持，同时与科学界合作改革科学教育课程。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