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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初与清华大学著名海归教授施一公共同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诊断”中国当下的科研文化问题之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坚称，他们的观点并非突破前人，而是代表了众多中国科学家“敢怒不敢言”的思考。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饶毅表示，博士生培养的质量问题是一个体制环境下的“慢性病”，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中国的科研环境怎样影响了博士生的培养？

　　饶毅：如今国内的科学研究尚未形成文化，而更多体现着功利思想。愿意投身学术创新的人很少。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呼吁，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科研文化的缺乏也对当下创新型人才，包括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产生了不可忽略的负面影响。

　　中国新闻周刊：在现行博士生培养体系下，博士与导师关系的现状如何？

　　饶毅：当前，将学生视为打工仔的老师，在中国可能不少。他们不希望学生得到更多的科学训练，而是追求短、平、快，很快地做老师交给的任务。有些老师不仅不鼓励学生参加学术活动，而且加以限制。

　　很多研究生称老师为“老板”。这个说法在中文里面至少有两种意思：上司和雇主，还带些商业味道。以“老板”自居的老师容易以学生为工具、而放松培养学生成为独立专业人才的责任。学生如果认为老师是“老板”，容易把自己的训练和工作当成是给老师打工，让自己缺乏自主性。在科学界，这样的被动心态，会使学生难以成为有创造性的科学家，而且可能对学术丧失兴趣。我认为师生关系应该是：学生“和”老师工作，而不是“为”老师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关键是什么？

　　饶毅：中国近年来强调提高高等教育水平，甚至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自然也意识到，和发达国家相比，研究生教育是特别弱的一项。这大概也是中国要增加研究生“产量”的一个原因。但国家不能用数量来评价学校，而不顾质量。教育部可以定期用产出学生质量来宏观检查和调控研究生教育。对于质量不好的机构，可以取消对其学位的承认。而各机构本身为了维持信誉，应该自己控制老师的质量、取消一些老师招收研究生的资格。

　　此外，我一向认为对于国内的研究生，不要强调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而应该让各个单位的研究生委员会去决定某个研究生能不能毕业。一旦研究生入学，这个委员会要跟踪学生，最后委员会投票决定这个学生直接拿硕士学位毕业，还是继续攻读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