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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年来，在我国科教系统已经形成了以SCI收录论文数量为重要考核指标的论文评价体系。现在大学的学科评估排名，博士硕士学位授予点评审，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的申报，科研项目审批结题等，无一不以发表SCI论文的数量为重要考核指标和依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各级科研项目最终验收均要以SCI的论文数量进行考核。此外，对科研人员的业绩考核，职称评定，年终奖励，优秀人才选拔，引进人才等，SCI论文的数量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指标。在这种指挥棒长期影响下，我国科教界已经形成一个“唯SCI论文数量”的固定思维模式。

　　“唯SCI论文数量”评价体系操作简单，无须动脑筋，最方便“外行领导内行”的行政化领导，也最适合“全国一盘棋“的管理模式。这也是这种评价体系可以大行其道，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现在即便由专家组成的各种评审班子，也是根据汇总材料，数数SCI论文数目，就可以进行各类评审，几乎不须去考察论文的内容和实际水平如何。

　　需要大声疾呼的是：仅仅根据SCI收录论文的数量来进行重奖的政策正在走向其初衷的反面，SCI已经被“泛化”“滥用”甚至“异化”。这种评价奖励体制再不改变必将成为阻碍我国科教事业发展的绊脚石！

　　SCI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1961年创办出版的引文数据库，其学科覆盖面和收录范围广阔，目前自然科学数据库收录了全世界5000多种期刊，是目前国际上3大检索系统中最著名的一种。

　　上世纪80年代末，南京大学最先将SCI引入科研评价体系。短短几年，南京大学被SCI收录的论文数，连续排名全国高校第一，同时其综合实力的排名也跃居全国前列。此后，各高校开始跟进，纷纷将SCI与职称评定、考核，科研经费等挂钩，并制定相关的奖励政策。

　　应该看到，这种奖励政策和激励措施在高校发展的初级阶段，对于提高科研论文的学术水平，鼓励我国科研成果走向国际舞台，与国际接轨确实起过积极有效的作用。

　　汤森路透集团Thomson Scientific发布的《全球科研报告：中国》中发现，中国的科研论文产出量2004年以来发生了“爆炸性”增长。SCI论文数量从1998年的2万多篇增加到2008年的11.2万篇。2006年超越了日本、英国和德国，目前仅次于美国。这难道是中国科技水平的真实反映吗？

　　毫无疑问，这种“大跃进“式的畸形增长是十多年来我国推行重奖政策的结果，粗算一下，在此期间单单SCI论文作者的奖金就高达数十亿元！为制造大量泡沫论文而耗费的人力的物力还未计算在内。

　　SCI论文的数量与日俱增，伴随而来的是学术泡沫化，学术腐败和创新精神的沦丧，而且这种现象日趋严重。

　　我们看到，一些所谓的“SCI专业户”找到了“诀窍”，可以连篇累牍地发表所谓的SCI收录论文，成了“SCI百万富翁”。新语丝网站揭露，某教授3年发表了82篇SCI收录的论文，平均不到两周就完成一篇论文。凭借这些论文，该教授不仅获得巨额奖金，而且成为“科技明星”，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具有一级教授、国家优秀教师、省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等多个头衔。类似情况在各大学比比皆是。按照现行的科研评价体系，拥有这样“人才”的大学，其学术水平的排名必定名列前茅，学校领导也皆大欢喜。

　　此种“激励”不仅带来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结果，而且必然导致学术畸形，学术泡沫和学术腐败。更为可怕的是，在这种政策的长期影响下，科学研究的目的不再是创新和社会进步，而是一迭迭打印的文书！高质量，高水平，高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很难脱颖而出。

　　SCI体系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我国对SCI体系的误读和异化。实际上，强大的检索功能使SCI具有最为突出的优点：引文功能，但引文次数及影响因子等反映科技论文质量和学术水平的数据指标却被我们忽略了。

　　SCI并不是“高水平”的同义词。按照SCI的收录统计方法，凡在SCI系统期刊上出现标题的文章，无论是研究论文，综述还是简讯，甚至更正，都算作一篇。同样被SCI收录的专业期刊，其影响因子差别巨大。在国外大学中影响因子是评估论文水平的重要参考，可是在我国的评价奖励体系中，无论影响因子高与低，他们都是被不加区别地同样对待的。

　　在SCI系统中，能够很方便地查询到一篇学术论文被引用的情况，这更具体地反映出此文的学术影响力。在国外大学对教师的评估中，这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但在我国，只有少数单位和个别情况下会关注到影响因子和论文的引用情况。

　　近年来，我在访问哈佛大学，牛津大学，MIT，帝国理工，斯坦福，伯明翰等著名大学以及一些普通大学时，曾就此问题进行过调研和交流。实际上，在英语体系国家，一篇SCI论文只是表明这篇论文按常规被收入了一个公认的庞大数据库，并不能说明什么。我的一个学生去波斯顿某大学求职，当他自我介绍说发表了多少篇SCI论文时，那位美国教授竟反问：什么是SCI？足见在我国如雷贯耳的SCI在美国却并不当回事情。许多西方学者对我国动辄成千上万元地重奖SCI收录论文的现象感到难以理解，甚至戏称中国的SCI为“Stupid Chinese Idea”（或可译为“愚蠢的中国概念”）。

　　就连创立SCI体系的Engene Garfield博士在2009年访问我国时也明确表示：不能以SCI论文数量评价科学水平，而应该运用更科学的评价标准体系。

　　评价体系和奖励政策起到导向和指挥棒的作用，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改革。应该把有限的奖励资源花在最有成效的政策上，这是领导者的责任。

　　最近中央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改革和完善教育体制机制、政策导向”，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在中国的科教界刮起改革和转变的旋风。

　　唯SCI论文数量的评价奖励体系到了必须摒弃和改革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