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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大放，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教授，上海药物代谢研究中心主任，沈阳药学院1977级学生。

　　高考前

　　我们这一代人，故事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每个人的经历肯定不同。

　　高考前，我只读了5年书就失学了——小学两年半，中学两年半。

　　1968年上中学，学校原来叫本溪一中，是本溪市重点中学，当时改成了一个很时髦的名字叫东方红中学。但我们入学时，教学楼连一块玻璃都没有，教室没有桌椅，我们就用砖头和黄土砌了台子，每天从家里自带小板凳上学。开始没有正式的课，就是读《毛主席语录》。到下半年才有课本，但也不叫语文和数学——发了《毛泽东思想育英雄》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就是那会儿的中学语文课本；有关数学的有3本：测量、画线和生产队会计。

　　1972年冬天，我们中学毕业了，班上绝大部分同学下乡，而且都去得很远。我才15岁半，没有下乡，家里待业了一年多。

　　到了1974年3月份，我进了 “本溪市无线电十厂”，工厂主要生产螺丝钉和螺丝帽，在这家工厂我干了四年零一个月。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当年在生产线上形成的劳动态度，这也是人生的一种财富吧。

　　高考

　　1977年突然有一天，《人民日报》发了一个通知，宣布一个月后恢复高考。

　　通知公布后，复习只有1个月的时间，我们那栋有着八九十户人家的大楼，居然找不到一本“文革”前的高中教材，只有辽宁省教委发的一个不到200页的复习大纲。那时，我已经是厂里一个班的班长，还连续3年被评为局先进工作者。为了应付考试，我请了10天假复习。很多年没有认真看书，复习起来还挺辛苦的。

　　当时社会上广泛信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重理轻文”思想，受此影响，我报了北大物理系和辽宁大学数学系等。

　　当时每个省单独出题，考4门，政治、语文、数学和理化（物理和化学）。记得考试的那天下起了大雪，我握笔的手都麻了。考完试的当天晚上我还要回工厂上夜班。

　　虽然不公布分数，但是我觉得自己考得还可以。快到春节的时候，录取通知书陆续派发了，但我没有收到。

　　春节还没过完，我父亲领着我去找了省教委。当时有位教委副主任在值班，他告诉我们，原来我虽然考了市里的前2名，但那一年录取的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这其实是一个很笼统的标准，我因为腿部有轻微的残疾，体检结果虽然符合大部分专业的标准，但录取时还是给刷下来了。

　　中学班主任听到这事，建议我向中央反映一下，于是我就写了封信连同工厂发的奖状一起寄到了邓小平的办公室。

　　1978年3月，大学开学后还有一次补录的机会。我父亲带着我去了大连附近的一个城市参加补录，最后被沈阳药科大学抗生素制造专业录取。

　　求学路

　　因为是补录的，我入学比其他同学迟。我们同届的同学中有中学化学教师、有市教育局局长，年龄方面相差12岁。

　　因为这是1966年后的第一次高考，能够考上大学大家都很珍惜，每个学生学习都很用功。大学毕业后，我继续留校攻读药物分析学硕士。

　　1984年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工作了半年。当时国家公派学生留学，沈药有4个去欧洲国家留学的名额。通过考试，我被选中了。1985年9月到1986年7月，我在上海同济大学留学德国预备部进行艰苦的德语和一些专业基础培训。

　　1986年9月留德预备部100多号人正式登上了飞往德国法兰克福的班机。

　　出去之前，我们对国外了解得非常少，只知道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国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到了德国才发现，原来我们跟西方差距非常远。就拿大学宿舍来讲，德国的大学都是每人一间房间，但国内大学则是6个人一间。从专业上看，其实中国的大学和硕士教育，专业教育都比较缺乏，杂乱的课太多。但德国不是，他们药学本科是5年制，4年上课，1年实习，专业基础要求很扎实。据学位对等评价机构评价，中国的药学本科相当于德国药学的大学二年级水平，中国的药学硕士只相当于德国的药学本科毕业生。

　　我在波恩大学读的是药物化学博士。一开始，我觉得自己在国内做的一些计算机辅助药物分析的课题还是比较先进的，但在药学方面的基础还是不够，所以我感觉真正的药学专业培训是从留学开始的。

　　曲折归国

　　本来我是计划在1989年拿到博士学位后就回国的，但适逢国内发生了政治风波，这直接改变了一些留学生的人生轨迹，也包括我。

　　1989年5、6月份，德国媒体的头条都是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看到国内复杂的情况，我们也暂时放弃了回国的打算。我在法兰克福联系到一个研究所博士后的位置，工作了4年多后，1994年才回国。

　　1992年邓小平南巡，美国《时代》周刊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并认为中国将发生重大转向。后来《人民日报》海外版也进行了报道，我们在德国看到这些报道后，感觉到国内又重新回到改革开放的轨道上去了。

　　当时中国的人均GDP与德国相差50倍，就是说，一个人在德国一年的收入，可以在国内花50年。当时我们这一代人对生活的要求不高，但对人生追求比较高，都有些理想，不满足于谋生，我认为，与其在德国老是被人瞧不起，不如回到国内寻求更能发挥作用的工作，于是联系了沈药。1994年7月初，我回到了祖国，回到了沈药。

　　成果超出预期

　　搞药物分析，仪器非常重要，刚回来那一年很困难，我虽然组建了药物代谢与药物动力学实验室，但是地方太小，条件很差，而且什么仪器都没有。但在我不断努力和各方支持下，条件有了巨大的改善。到2005年我调离沈药时，给实验室留下了近800万元的仪器设备。现在上海的实验室，仪器价值超过1千万元，比我在德国工作的实验室条件还要好。回国以来，我发表了100多篇SCI论文，培养了20多名博士、40多名硕士，他们其中已经有5人评上了教授，这些已经超出了我回国时的预期。

　　现在我最希望的是自己能够健康做到退休，到时我所在的上海药物代谢研究中心能够成为世界上这个领域一流的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