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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理解汪晖教授的顾虑和担忧，因此愿意帮他算一笔账。

　　我原以为，熊丙奇先生和林毓生先生的建议提出后，汪晖教授会立即响应的。试想，成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来调查所谓“抄袭门”事件，对谁最有利？汪晖本人。真金不怕火炼。所以历史上的革命者，都愿意出庭“受审”，倒是那些外强中干的反动派，多半偷偷摸摸杀人。可见敢不敢公开，也是有理没理的一个标准。这道理，汪晖教授想必比我清楚。

　　相反，不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就这么耗着、拖着、嚷嚷着，对谁最不利呢？也是汪晖本人。第一，没有权威机构的结论，你就永远是“涉嫌抄袭者”。“涉嫌”当然不等于“就是”。但，当“嫌疑人”是不爽的。一辈子都当“嫌疑人”，就更不爽。因此，几乎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巴不得法院早早判了。第二，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要治理学术环境，防止学术不端，那就更会有人惦记。好嘛，以后隔三岔五，学术界就来敦促一番，理论一番，你烦不烦呢？第三，就算你自己不烦，你的朋友也要烦。烦，就要出手。事实认定既然帮不上忙，就只能“顾左右而言他”，比如质疑人家的“动机”，或者说一些“你也不干净”之类没谱的话，再不行就是扯到“路线斗争”上去。结果，也只能让人觉得“此地无银”、“欲盖弥彰”，“涉嫌”倒成了“坐实”。这可大大地不合算。

　　当然，如果汪晖教授有顾虑，我也能理解。因为接受调查，等于承认是“被告”，似乎不太体面。但这是传统观念，要不得的。实际上，在法治社会，当被告并不丢人。不要说民事诉讼的被告与原告完全平等，即便成为刑事诉讼的被告，也不等于就是“坏人”。如果法庭宣布无罪，岂不正好还了清白？何况调查又不是审判，怕什么呢？

　　要怕，也就是怕结论不公了。这也是我害怕的。所以，我没有简单地赞同熊丙奇先生和林毓生先生的建议，而是提出了一系列可操作的程序（6月7日《南方都市报》）。这些程序的设计，核心思想就是“端正学风固然重要，保护人权也同样重要”。实际上，由于“以道德代法治”的传统实在悠久，我很担心汪晖教授因被指为“不端”，而不能受到公正的对待。这才提出，委员会不听“招呼”，当事人有权申请某些委员回避，答辩权、申诉权、举报权和知情权都应得到充分的尊重，所有的意见都应该实名写进结论，等等。尤其是，我建议聘请理工科教授和海外学者参加，就是为了保证公平。

　　公平与正义，是我们的追求，相信也是汪晖教授的追求。既然如此，何不共同携手，借此机会，“建立防止学术腐败的有效机制，制定解决学术争端的游戏规则”呢？有了这样的机制和规则，岂非再也用不着劳驾媒体，可以“由学术界自己解决”了吗？这可是惠及子孙的事啊！好汉敢为天下先，汪晖教授其有意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