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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正在逐渐变为一种可控的慢性疾病，但预防艾滋病的有效疫苗还未被人类开发出来。

　　问及如何看待艾滋病疫苗的前景和发展方向时，4月6日，在深圳召开的国际精准医疗峰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表示：“艾滋病疫苗可能会解决，但是解决的方法一定不是现有的技术，需要完全是颠覆性的才可能解决。”

　　“艾滋病最后的突破是颠覆性的思维，就像战争时，弗莱明发现了抗生素。没有抗生素之前，谁能想到还有抗生素？我想艾滋病也是突然某一天发现一个什么东西，最后解决了，而不是传统的概念。”高福说。

　　高福是经常和病毒“亲密接触”的人。当有传染病疫情发生时，高福带领着中国疾控中心移动实验室团队，总是冲锋在“前线”，还曾赴西非塞拉利昂提供援助，控制埃博拉疫情。2016年，高福带领团队鉴定出高效、特异性的寨卡病毒单克隆抗体，为全球首次。

　　近年来，H7N9、MERS、埃博拉、寨卡病毒陆续发展成疫情，霸占新闻头条。这些病毒有的早在几十年前就曾被发现，比如：寨卡病毒最早于1947年在乌干达寨卡丛林的恒河猴中发现，随后于1952年在乌干达和坦桑尼亚人群中发现，能侵害人的眼睛、脑、睾丸和胎盘。

　　那么，这些令人胆战心惊的病毒近年来为何又密集出现？高福说，这是因为生态环境和人类行为在变化。

　　“生态环境变化，典型的例子就是2013年的H7N9：浦东有野鸟迁徙的地方，是栖息的地方。由于我们开发浦东，大家都跑到浦东了。过去它是一个湿地，人很少去；现在过去了，增加了接触的几率。”高福说，吃活禽、吸毒等人类行为习惯也对传染病发生影响。

　　病毒有动物源性，往往从动物而来，再跨种传播到人身上。但究竟病毒是怎么从感染动物变异成可攻击人类的？高福透露，这其中的机制非常复杂，相当于盲人摸象。

　　现场，一位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学生向高福提问，每次都冲锋在疫情前线，研究了这么多病毒，这些病毒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不是共同的祖先”，高福听后回答：“大家经常问我：你好像是来了什么病毒，就去做什么？其实，打个通俗的比方，我拿着一把枪，就瞄着一棵树，打上面的鸟，但打完之后，总有其他鸟飞到树上其他位置。我主要研究囊膜病毒，这种病毒上面有一个囊膜，我一直研究囊膜表面的蛋白。”

　　“最理想的状态是研发出通用的小分子药物，一下子可以控制病毒。但我估计我现在太老了，希望你们年轻的一代好好开发。”56岁的高福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