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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9日下午，DNA之父、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走进了北京华尔道夫酒店二楼的会议室。在笔挺的灰底暗白格西装的衬托下，已经89岁的沃森显得很精神。进门前，他主动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握手。

　　这是沃森第四次来到中国，带着一个新的身份——乐土科学总顾问，来推动成立以他命名的“沃森生命科学中心”，选址深圳。在创办科研机构上，沃森并不是生手，他曾将濒临倒闭的美国冷泉港实验室扶持成世界“分子生物学摇篮”。据了解，沃森将参与“沃森生命科学中心”的设计和人才引进。

　　在和中国数家媒体的交流中，这位曾和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一同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著名美国科学家表示，他现在最大也是唯一的科学兴趣是治愈癌症。

　　“这次前来中国是成立一个新的科研机构，着重研究癌症。我想要成为这个新机构的一部分，这样我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沃森幽默地说：“现在，我在美国没有什么影响力。”

　　他透露，远赴中国建立“沃森生命科学中心”，有部分原因是因为觉得“在美国，癌症几乎成为了摇钱树，每个人都想借此赚钱”。

　　“当你只想着赚钱时，就很难改变。我认为，美国的医药学家和钱捆绑得太紧。但更好的应该是一个医生想着如何治愈患者，而不是只想着赚钱。”沃森说，中国正在上升，是研究癌症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癌症治疗更加便宜，少一些治疗带来的副作用，让病人少一些痛苦。

　　在沃森年幼时，他亲眼目睹叔叔因为癌症而去世。几周前，他儿子好朋友的妻子也因患癌而逝世，留下年轻的孩子。“癌症是一件如此糟糕的事，而全世界的人在遭受癌症带来的痛苦，无人能幸免。”沃森说。

　　此外，在转基因问题上，沃森认为，转基因食物不会对人体健康带来危害。“我认为对转基因食物的反对是不理性的，因为我没有看到过一例转基因食物致癌的例子。”沃森说。

　　今年4月6日是沃森90岁生日，3月29日，中国学者提前为沃森庆生。右侧为沃森妻子 Elizabeth，凑巧的是，两人3月28日抵达北京时，适逢两人49周年结婚纪念日。

　　沃森：15岁上大学，25岁发现DNA双螺旋，34岁获诺奖

　　1953年，年仅25岁的沃森和37岁的克里克在《自然》杂志发表仅1000余字的论文，那略显单薄的一页报告却解开了人类遗传学的秘密——DNA双螺旋结构，同相对论、量子力学一起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三大科学发现。要知道，在此之前，人们还没有确信是DNA掌握着遗传的密码。

　　谈及这项让他赢得科学界赞誉的发现，沃森谦虚地表示，“我们很幸运，因为它对我们来说没有那么难”。他还开玩笑说，自己很庆幸没有出生在这个时代，不然“DNA结构已经破解，没有简单的工作留给我做了”。

　　因聪慧过人，沃森在15岁时就开始就读芝加哥大学，后来由痴迷于观鸟转移到对DNA的兴趣上。

　　“15岁我上了大学，如果我18岁才上大学，会赶不上发现DNA结构。我认为，如果想成功，需要快速地行动。不要一个人在街上散步，而应该尽可能走得快，这样你会有更多机会。”沃森结合自身经历劝诫说。

　　1962年，年仅34岁的沃森与弗朗西斯•克里克、莫里斯•威尔金斯一起荣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另一位为DNA结构的发现提供重要X射线衍射照片的英国女科学家罗莎琳·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因已去世而与诺奖失之交臂。

　　沃森搭上晚年科学信誉，要打造“生命科学界的亚投行”

　　据了解，“沃森生命科学中心”的研究方向是基于基因组的癌症精准医疗。而沃森曾担任“人类基因组计划”美国首任负责人。

　　谈及为何沃森要到中国成立以自己命名的研究机构时，组织沃森此次中国行，也是促成“沃森生命科学中心”的深圳乐土精准医学研究院院长傅新元说，“老先生愿意出山，打动沃森心弦的是中国崛起的背景”，以及乐土投资集团在美国硅谷投资了数个医疗项目，希望“搬回”中国的这一契机。（乐土投资集团是一家位于美国加州的风险投资机构，董事长为刘如银。）

　　“他虽然年纪已经很大了，但他有非常强大的号召力。沃森希望把他最后几年的科学信誉放到中国来，和中国的发展一道前行。”傅新元说。

　　在傅新元的展望中，“沃森生命科学中心”是中国科学家主导创立研究所的3.0版本，需要和国际接轨。他希望将“沃森生命科学中心”打造成“生命科学界的亚投行”，邀请亚太乃至全球其他地区的科学家一起共事。

　　澎湃新闻问了问沃森，中国是不是对国外学者具有吸引力，以及，曾经公开拍卖过诺贝尔奖牌的沃森是怎么看诺贝尔奖的。

　　以下是实录：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中国对国外学者赴中国做科研的吸引力如何，比如在经费上？

　　沃森：对，当然是有吸引力的。但是，除非更多西方人从5岁开始学习中文，不然这将是很困难的。尤其对英文是母语的人来说，因为全世界都会说英语。我认为，中国地大人多，并不需要外国人。相比之下，英国那么小的国家，如果不是不断地召集外国资源的话，人口是不够的。

　　我认为中国需要的是给最攻坚的科学研究创造更多的空间，而这最好独立于大学。这些实验室可以与大学有联系，或者隶属于某大学。但是这些实验室的首要任务是科研而并非教书。例如麻省理工内部就有一些实验室，资金和大学本身是分开的，从成立到现在已经超过100年了，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基因研究，近期才开始试着扩展研究领域。但是几十年前，基因在生物界就像核在物理界的地位一般。原子的天性是物理的核心，而染色体是生命的核心，因此我们当时是最中心的科目。

　　澎湃新闻：中国人对诺奖很疯狂，作为年仅34岁时就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您个人是怎么看待这个奖项的？我了解到，您在2014年公开拍卖过诺贝尔奖牌。（注：俄罗斯商人以475.7万美元拍下，并仍将奖牌归于沃森。）

　　沃森：诺贝尔奖在当下的问题是，奖项远远赶不上当前的实验项目。在诺贝尔刚刚出现的时候，科研项目也少很多，因此所有好的科研都得到了认可。而现在很多很好的科研项目却得不到诺贝尔的认可，对此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俄罗斯的一个奖项也会颁发奖金给科学家们，比起诺贝尔奖更多，有几百万美元，颁给重要的科学突破。我很想获得一个，但是我想我不会的。可能在我治愈癌症之后吧。

　　我对得奖并不感兴趣，我在乎的是如何做值得获奖的科研工作，如何创造一个环境，让最聪明的人做最值得做的研究。所以，我觉得你必须有一些机构专门钻研几个特定问题。比如，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剑桥的分子生物实验室。单这个实验室就赢得了20个诺贝尔奖，因为它们专注的领域是正确的，是研究那些生物分子的3D结构。从一些角度来讲，这也是一个化学实验室。保罗·艾伦（注：他与比尔·盖茨一起创立了微软公司的前身）正在建立自己在微软内部的研究机构，以及在西雅图的艾伦大脑科学研究所。我相信他们都将非常成功。中国需要一些为特定研究领域而创立的研究所。中国需要认出当下面临的挑战，并且搭建起能应对这些挑战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