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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CRISPR专利事件的不断升级的争论产生了行为不当的指控。

　　遗传学家George Church因有很多对基因组进行排序和修改的先进方法，而被称为“合成生物学的奠基人”。同时，他可能还是世界上努力使已经灭绝的长毛猛犸象（woolly mammoth）重生的头号权威人士。

　　可现在却出了一个问题。对于革命性的基因编辑技术，到底谁该拥有其专利权？这恐怕要部分取决于Church的科学技术是否被定性为“普通”。

　　对于美国专利及商标局（USPTO）而言，必须对CRISPR-Cas9基因编辑这场对战官司作个认定，这实在是深奥而异乎寻常的问题。然而，这场拖延了数年的诉讼已经从科学的细节问题升级到不适当的指控，实在是不堪入目。对此。纽约法学院（New York Law School）的法律学者Jacob Sherkow表示，事件中似乎有不少怀有恶意的参与者的指控，所以说，该事件具备攻击性。

　　与此同时，欧洲的CRISPR专利申请人也在等待关键的裁决——某些人曾期望今年9月底能作个定论——以决定他们的命运（见《国际性的冲突》（A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而对某些人来说，这事会产生积怨并不意外。美国旧金山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astings College of the Law）的一名法律学者Robin Feldman表示，道理很简单，如果你有一大笔钱，并为此而陷于危机，那么谁都会去争夺的；而在围绕该领域关键之处的战役中，任何事情都很重要。

　　自然界中，细菌和古生菌利用CRISPR-Cas9来防御病毒的侵入。不过，2012年，由伯克利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分子生物学家Jennifer Doudna和瑞典于默奥大学（Ume? University）的微生物学家Emmanuelle Charpentier牵头的一个研究小组（下文称为Berkeley小组）报道称，他们已经对CRISPR–Cas9进行了重编程，以切除目标位点的DNA。随后在2013年初，有几个小组——其中包括马萨诸塞州剑桥郡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 of MIT and Harvard）的合成生物学家Feng Zhang牵头的一个小组（下文称为Broad小组）——报道称，CRISPR–Cas9也能在活的真核细胞，包括人类细胞中起作用。

　　很快，CRISPR–Cas9就以其简易、通用的特点而被世界各地的实验室所接受，广泛用于改写基因组和重塑细胞，它在医学、农业和研究领域的潜在应用不可估量。据瑞士洛桑附近的一家咨询公司IPStudies统计，目前世界上有860多个CRISPR专利家族，平均每天都有一项新的专利加入其中。

　　尽管如此，人们大部分的关注点分别集中上述位于伯克利研究所（Berkeley Institute）和博德研究所（Board Institute）的研究小组上。这两个小组的专利广泛覆盖了CRISPR–Cas9的延展性应用，只是各有所长。

　　Berkeley小组首先提出专利，而Board小组则选择了快速审查程序，从而更早被授予专利权。于是，Berkeley小组向USPTO提请宣判“专利抵触”，并通过开展复杂的诉讼来确认到底是谁首先提出了这一发明。

　　自今年1月起，双方都已经向UPSTO专利审判官提交了诉讼文件。Board小组断言，Berkeley小组最先申请的专利文件描述的是：将CRISPR–Cas9应用于原核生物（例如细菌），但并未充分描述真核生物（例如小鼠和人类细胞）的应用过程。这一区分性问题非常重要：因为CRISPR最赚钱的应用领域很可能就是医学，而有几家生物技术公司也已经获得了Berkeley或者Broad小组的专利授权。

　　对此，Berkeley小组反驳称，CRISPR–Cas9对真核细胞的应用是显而易见的，以至那些“拥有普通技术的人们”——比如具有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博士后——也能完成这种跨越。他们还指出了几个快速获得成果的小组——比如由Doudna、Zhang、Church（来自马萨诸塞州波斯顿哈佛医学院）以及韩国基础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Basic Science）的遗传工程学家Jin-Soo Kim带领的团队，他们都把CRISPR应用于人类细胞。Broad小组则反唇相讥说，这些科学家们可都是所在领域的顶尖人物，恐怕不能被视为“普通技术人员”吧。

　　结果，令人惊讶的相互谴责不断地充斥在科学争论之中。后来，Berkeley提交了一封来自Shuailiang Lin（此人于2011-2012年在Zhang的实验室当访问学生）的电子邮件。邮件中，Lin称Zhang的实验室只不过是从Doudna和Charpentier的论文中获取灵感，才有今天所得，并非独立完成这一系列问题。对此，Board小组反击说，Lin是在向Doudna谋职期间提出这一论断的。

　　Berkeley小组还申请传唤Lin（此人已在旧金山加州大学受聘），但USPTO审判官在9月14日否决了这一申请。而在9月份下旬，Broad小组会趁双方针对此前的申请提交书面回复的机会，提出更为完整的答复。

　　同时，Broad小组向USPTO审判官提出，不应理睬来自Berkeley小组的两位学术证人的证词。原因是收集证词的法律公司此前为Broad小组服务，因此可能会与Broad小组坚决主张的机密信息有利害关系。不过，USPTO也没有同意。对此，他们在8月24日书面回复中表示，Broad小组的要求只不过是一个审前非法调查。

　　据Sherkow所言，在双方的对战中，最激进且冒险的举动就是Berkeley小组决定传唤Church。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Berkeley提交了来自Church的一封电子邮件，信中对Doudna和Charpentier在2012年的论文表示祝贺，同时承认他们的论文鼓励他的团队尝试将这一系统应用于真核细胞。但是，多年努力于将一套完全不同的基因编辑系统从细菌转入人类细胞的Church在今年8月告诉《自然》（Nature），这一转移“完全是另一回事”。

　　不过，USPTO又在9月14日否决了这一传唤。Church表示，虽然他从未向Berkeley的律师讲过这种话，但对审判官的裁决表示惊讶。他指出，他原以为自己的观察会被认定有实际作用。

　　对此，澳大利亚墨尔本Watermark的一名专利律师Mark Summerfield表示，总之，这回结下的仇怨对两家学术机构来说，都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起初，Summerfield支持双方如同学术机构通常所做的那样解决问题。但他随之看到了获得专利授权的公司名单，且这些公司已经为两家机构支付了多张法律账单。于是，他表示，这件事背后的真正推手并非是两家学术机构，而是商业利益。因此，他意识到双方绝不会达成和解，而是继续把战役打下去，直至最后关头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