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宋代，我国即有科技奖励制度，冯继升、唐福、石归宋、郭谘等人均曾因进献火药、火器、海战船式、弩箭、战车等发明而受到朝廷奖赏。戊戌变法时期，清政府制定了我国第一个具有现代科技奖励意义的法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据此可奖励给发明者职衔、匾额等。虽说我国的科技奖励制度源远流长，然而近代西方诺贝尔奖(Nobel Prize)的创设形式和颁布经由《万国公报》在中国的传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1904年10月出版的《万国公报》在林乐知、范玮译述的《格致发明类征》栏内，以《奖赠巨款》为题，在诺贝尔奖的创设近3年以后（首届颁奖在1901年12月），首次向中国介绍了诺贝尔奖的创设，并报道了不到10个月前即1903年度诺贝尔奖得主的事迹。1906年4月出版的《万国公报》在季理斐、范玮译述的《智丛》栏内，又以《巨金奖励》为题报道了4个月前1905年度诺贝尔奖得主的事迹，并对1901年至1905年29名诺贝尔奖个人得主和1名集体得主的国别作了统计与评论。除个别国家的获奖人数和未计入1个和平奖集体得主外，应该说报道是及时而准确的。

 

之后，《科学》在1916年4月以《努培尔奖金与1914年世界伟人之得奖者》为题、《大中华杂志》在1916年7月20日以《世界大发明家罗伯儿传——世界上最强炸药之发明者》为题、《时事新报》在1919年1月以《诺贝尔奖金》为题、《东方杂志》在1919年5月以《诺贝尔奖金》为题,相继对历年诺贝尔奖作了较早的报道，《科学》和《东方杂志》成为报道历年诺贝尔奖的主媒体。

 

以科学家个人名义设立的诺贝尔巨奖在中国的传播影响，虽无具体史料予以佐证，但的确在辛亥革命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出现了科学救国和奖励科学活动的热潮。除民国政府相继设立《暂行工艺奖励章程》（1912年）以外，也出现了以科学家命名的奖项。如：中华农学会设立的费雨耕奖金、许叔玑奖金、黄聘珍奖金、梁叔五奖金、孙玉书奖金；中国工程师学会设立的天佑奖、仪祉土木水利奖；中国地质学会设立的葛利普奖；中国地理研究所设立的朱骝先生奖金；中国科学社设立的裘氏父子理工著述奖金；中央研究院设立的杨铨、丁文江奖金、新加坡华侨李俊承奖金等。《万国公报》等期刊有关诺贝尔奖知识的传播，无疑为这种尊崇科学、奖励科学气氛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