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刊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文章《科学与中国现代化》。温总理表示自己坚信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并且，在当前国际金融动荡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的情况下，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坚持认为中国要深化科学技术体制改革，调整科学研究的布局，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提升创新能力；要提倡自由的学术争鸣，优化学术环境，形成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鼓励探索，宽容失败。

 

谈到学术自由与科学创造的关系，人们总难免会想到以其创造性闻名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西南联大的故事。记得有记者问过曾就读于西南联大的邹承鲁院士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算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邹承鲁的回答就是两个字：自由。

 

对此，同样毕业于西南联大的何兆武在《上学记》中也说，对当时的西联人来说，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想什么，都没有人干涉。如其所述，“江山代有才人出”，从概率上说，人才在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会有，问题在于这个时代、这个国家能否给那些有才情、有毅力的人们以自由发展的条件与机会。在这方面，没有大楼的西南联大做到了，并且因此立竿见影，在科学与人文领域培养出许多大师级的人物。

 

显而易见，科学能否得到发展，关键就在于人们能否在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中充分发挥其创造力。如果没有求知的自由、学术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如果没有任个性充分发展的条件，就不可能有名副其实的创造。因为创造不是人云亦云，它不臣服于既有的金科玉律，而是必须在不同寻常的探险中收获惊喜。

 

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科学创造。一方面，只有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下，一个人的心智才情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另一方面，只有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下，那些有志向的人才能真正获得质疑既有科学与真理的权利，才能通过对既有科学与真理的不断“证伪”使人类一步一步接近科学与真理，通过知识寻求解放。

 

历史更一次次证明“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科学创造”这个简单的道理。且不说春秋战国时期闪电之下，各类思想鱼贯而出促进了当时的文化繁荣，以科学技术论，宋朝之所以取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发明与创新，即在于当时从政府到社会都在鼓励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为此创造条件。事实上，放眼整个人类的科技文明史，学术自由与科学创造之间，都有着显而易见的紧密联系。

 

也正是认识到存在于自由与创造之间的这种历史图景与内在关系，温总理撰文指出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的核心应该是不拘一格，海纳百川，让广大科学技术人才特别是青年才俊脱颖而出，让各种创新思维竞相迸发。一个朴素的道理是，一个社会只有“不拘一格，海纳百川”，才能才尽其用；一个国家只有尽一切可能避免摧折贤良，才会收获科学的秋天，思想的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