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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青海省林业厅联合举办的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研讨会上，大家对很多问题的争论非常激烈。比如，鼠兔泛滥究竟是草原退化的原因，还是草原退化导致了鼠兔增加？支持者认为，正是鼠兔的增加让草原“千疮百孔”，因此支持灭鼠兔。但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所长赵新全却要为鼠兔“翻案”：“高原鼠兔的主要天敌是猛禽。我们研究认为，当草原茂盛时，鼠兔看不到来自天空的威胁，会觉得不安全，会降低生育率。但当草原退化时，鼠兔的视野变大了，它们会繁殖得更多。因此，鼠兔增加是草原退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另一个争论颇多的话题是围栏能不能建。支持者认为，修筑围栏可以挡住牲畜，有助于退化草原的修复。但反对者认为，围栏的存在对食草类野生动物不利，比如黄羊、藏野驴等会因为跳不出围栏而与种群隔离，甚至受到伤害。

　　不只是这两个问题，种群平衡、生态承载力等关键问题也存在争议。北京大学教授吕植说，青藏高原是人和野生动物共存的“最后机会”，但如何把握这个机会却依然没有答案。

　　问题的核心，是相关研究缺乏长期数据的支撑。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宜瑜说：“青藏高原面积广大，而动物又是在不停移动的，这给监测和研究都带来很多难题。但我们对物种、对生态系统的了解，必须要建立在长期数据积累之上。”在他看来，要找到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必须通过稳定研究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来解决。

　　青海师范大学生命与地理科学学院教授陈振宁潜心研究了十几年蝗虫和蝴蝶，做了填补空白的工作。不仅如此，他对自然保护区的动植物进行了亲身调查，并且汇集、整理了野生动物的物种信息。而吕植每年有半年要工作在野外，她和研究团队一起追踪野生动物、生态系统的变化，分析人类活动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

　　然而，像陈振宁、吕植这样的科学家还是太少了。在青海隆宝保护区、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大家反映最多的问题就是科技人员太少、基础设施不足。陈宜瑜说：“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是后继无人。很多科学家都跟我反映过，因为宏观生物学发文章难，在目前的评价体系下，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从事这项工作。包括我在内的很多科学家，都在努力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希望稳定好这支科研队伍，让大家能够安心做工作。这项工作对国家、对社会至关重要。我们不能与其他领域的研究者比发文章，因为我们的文章只能写在祖国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