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李斯以八百字雄文“谏逐客书”，说服23岁的秦始皇不要“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留住了大量“异国宾客”为秦所用。

 

与皇帝一声令下，客卿就得卷铺盖滚蛋的时代相反，借全球经济危机下各路精英人心思动之机，政府正花大价钱，费大力气，在本土高校与科研院所中，建立海外人才的“特区”。6月6日，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北京再一次催促称，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要“解放思想、抢抓机遇”。

 

这种紧迫感其来有自，改革开放前折腾经年，使人才断层成为中国的最大软肋之一。给“反动学术权威”平反，恢复高考，扩大派遣留学人员，着着皆力图恢复中国的智力与元气。但遗憾的是，历数十年之久，本土人才仍成长乏力，远远不能满足转型中国巨量的高端人才需求。

 

中国的论文发表数量据说已位居世界第一，增幅更远超美国与日本，但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却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过去40年，中国究竟有什么科学技术引领了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类历史，或者改变了某个学科的科学史?”面对朋友的责问，“千人计划”首批入选者施一公教授惟有目瞪口呆。

 

并非中国科学家天生愿意发表不合格的论文，这不过是目前这套虽几经改革，却依然遵循政绩逻辑的科研体制的必然后果。这套体制固然并非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通过行政安排，成千上万的研究者也可以合作出几个国家大项目，但一个国家源源不断的科技创新，经济体在信息时代的连续跃迁与转型，却很难仅靠几个国家大项目来解决问题。

 

截至2007年底，海外华人学者中，年龄在45岁以下，有副教授和教授及更高职称的就达2.7万。他们中的多数经过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在有着丰厚学术积累和高度学术自由的小环境中，反复淬炼而卓然有成。昔日的潜力股如今已变成绩优股。如果这些大牛小牛，能全部回归故土，无疑是国之大幸。

 

然而，回归易，扎根何其难也。之所以美、日、欧等二十个创新型国家和地区，能聚集全球95%以上最具创新活力的高层次人才，不就是因为在人才成长、科研经费、事业空间，甚至个人生活嬉戏其中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环境方面，他们为每个潜在或现实的高端人才，创造了自由发挥的最大空间吗?

 

难道中国就不能？三十年不算短，却依然未能从本土生长出几个像样的科学家、世界级金融家与企业家，这实在是一种羞辱。我们无法不对目前的科研体制怀有深刻的戒心。正如那些对中国的科学发展怀有责任感的科学家所说，最好，回国的人才都是名家；最好，不要一个一个，而是一群一群地回来。或许这样才不至于使一个个“人才特区”被同化，才可以保留这些科学家的傲骨，扩展自己随身带来的国际学术规范的基因，最大限度地冲破科研官场大酱缸的潜规则，为中国的科研体制带来一缕新鲜空气，为中国在未来十年培育出本土的世界一流人才，增添一丝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