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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获诺贝尔奖而众所周知的青蒿素，是我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经济、科技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通过大协作研发出来的产物。我有时候在想，如果是放在今天，这样的成果可能会做不出来。”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凯先委员感慨。

　　这份感慨，源自“十三五”规划草案提出的“重大关键项目上，要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7日，在科技界小组讨论会上，“举国体制”成了委员们提到的高频词。在陈凯先看来，最能诠释这四个字的就是“青蒿素”的研制过程。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给我们留下的深刻经验是，在重大关键项目实施上要实现大协作。没有举国体制，就不可能产生这样有世界影响力的成果。这并不是说要否认屠呦呦的功劳。我只是想说明，青蒿素从研发到应用，这么多年下来，与‘举国体制’紧密相关。当时，国家成立了一个“523办公室”协调统筹工作组，集合了诸多团队和诸多科研人员参加。”陈凯先说。

　　屠呦呦因从复合花序植物黄花蒿中提取到一种无色针状晶体，并证明了它对治疗疟疾的有效性而获诺贝尔奖。但最初发现的青蒿素，在临床应用中存在着较突出的不足。它既不溶于水，也不溶于油，不能制成片剂和针剂，只能做成栓剂，通过塞在肛门中由肠道黏膜吸收而发挥作用，无法适用于临床抢救危重病人。

　　为了让青蒿素能制成片剂和针剂，国家决定要组建团队，研究如何改变青蒿素结构。但这首先必须基于对它化学结构的了解。最终，青蒿素结构由中科院上海有机所和北京生物物理所测定出来，证明了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新结构。此后，才诞生了两种新的青蒿素药物。

　　“在非洲抢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被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处方药，不是原始的青蒿素，而是由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和桂林药物厂制的这两种新青蒿素药物。同时，去非洲做临床和推广经验的，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李国桥等。当然，为青蒿素发现和应用做出贡献的科研人员，还不止于此。”陈凯先说。

　　“有关举国体制下孕育出的杰出成果例子还不少。比如，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非常令人惋惜的重大成果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就是中科院、北大等团队的集体结晶。但在今天，科研协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做研究之前，大家可能最先关注的是到底谁应该排在第一位。这样一来科研合作就比较难开展。因此，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新型举国体制’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