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科学实力傲视群雄，日德中英的科学实力位居美国之后，属于科学实力上的‘多强’。我国科学在世界的影响力仍然不高，在19个主要国家中排名第13。我国科学影响力甚至低于瑞士、以色列等小国。”最近，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重大项目公布的最新报告有这样的表述。

 

日渐崛起的中国在世界科学中的地位与作用到底如何，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这一问题。而此次推出的研究结果，实在让人难以乐观。

 

研究的评估结果显示，科学活动的规模较大、但高质量的成果不多是我国科学实力和科学影响力的排名存在较大差别的主要原因。

 

作为背景的一组数据则是：到2005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为3200万人，研发人员105万人，分别居世界第一、第二位，研究和发展的经费居世界第六。

 

科技人力资源大国缘何顶尖成果稀缺？这一话题引发了诸多学者热议。

 

 

“我国模仿、跟踪的成果比较多，原始性创新的成果比较少是一个重要原因。”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院士在今年两会上对我国研究成果进行了专门分析。

 

徐冠华院士介绍，我国国际入选的科学技术论文总数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申请全球专利的国际申请量已经超过了6000项，居世界第六位，“从技术角度看，专利数目不少，增加得很快，但是核心专利比较少，这就很难越过大公司在一些重要产品上所设置的专利壁垒。”

 

“短、平、快的成果多，但是反映长期科学积累的成果比较少。”徐冠华院士认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和西方比，时间还短，科学在于积累，可一些科研工作者缺少“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比较过分地注意论文、专利的数量。

 

“顶尖成果稀缺的问题应该一分为二。”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高抒教授则认为，在工程技术领域，我国还是有一些顶尖成果，从前国家很困难的时候有“两弹一星”，现在则有登月、高速铁路、三峡工程。然而，在基础科学领域的成果就相对少了，这主要表现为大科学家人数太少。

 

什么是大科学家？在高抒教授看来，应该体现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能够建立新理论、发现新方法上。

 

按照美国科学界的统计，2000个科学家中能支撑和产生一个大科学家。按照这个比例，我国超过3000万名科研工作者中应该有很多大科学家。

 

让人遗憾的是，两会期间，多名院士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均认为：“我们国家真正的大科学家人数屈指可数。”

 

高抒教授介绍，为了培养出大科学家，要有一定数量的小科学家做大科学家做的事情。换言之，要有重要的科研课题，每个人都要发现新方法，提出新概念，对科学事业有重要贡献。

 

遗憾的是，目前的土壤却不利于科研工作者在这3个方面下工夫：真正愿意在基础研究方面下工夫的人是很少的。而在做基础研究的人里面，愿意攻克难题的人更少。有的人就愿意做一些容易做的事，而容易的事大部分价值不大，有的人抱着投机心理来做，就冲着发表SCI论文去做。

 

“大科学家的产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我们现在的危险是培植的土壤越来越贫瘠，让它渐渐变成了零概率。”高抒教授说。

 

 

为什么中国学生出去就能脱颖而出，就能拿诺贝尔奖，而在中国却不行呢？

 

为什么在西南联大，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了杨振宁、李政道拿诺贝尔奖，现在读了中国顶尖大学条件优越的学生却拿不了呢？

 

这些悖论常常让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李健教授陷入沉思：“这说明我们的教育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不适应杰出人才的培养。”

 

科技人才资源大国为什么尖端的成果少？这位做过科技部官员又先后担任两所重点高校党委书记的学者给出的答案是：关键是人才，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缺乏。

 

李健教授认为，现在没有一个科学家登上诺贝尔领奖台，也没有一所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两者呈正相关的关系。

 

“当前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亟待改变。”李健教授认为，要把学生的兴趣提起来，进一步鼓励学生思考，因材施教，对一些怪才偏才，不能乱加责备，要给他们创造条件，要营造一种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氛围。

 

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也是杰出人才培养的一个发掘点。

 

李健现身说法，他初中一年级能自己组装收音机，初二参加了省里的无线电比赛，而近几年他却在多所高校发现，“一些大学生甚至不会装电灯泡，扣子掉了也不会自己钉”。

 

一次经历更是让李健感慨不已。前些年，李健在科技部任职，经常组织一些有大学生参加的大型学术会议，请来的多是全球科技界的大腕，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但在演讲后的提问环节，下面举手的都是外国人。

 

李健总是试图从场下的中国学生中找到希望：“现在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而，李健几乎每次收获的都是尴尬和难堪，而当他把求助的目光投向坐在前排的国内顶尖科学家时，他们却有的把头低了下来，有的左看右看，就是不敢和李健对视。

 

“越是学问大的人，越提不出问题，不愿提，不敢提，不好意思提，或者提不出来，因为我们的人才都不敢怀疑。”李健感慨。

 

 

一些国际会议与国外的同行交流中，高抒教授常常能从对方的眼神中读到一种压力。

 

这是一种尴尬的境遇，“一边是别人按照文明古国的要求来看待你，一边则是你对现代社会贡献的缺乏。”

 

在高抒教授看来，对于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小国家来说，可以抓住一个特长，比如说，瑞士钟表造得好，就够了，“但中国是13亿人口的大国，应该在基础理论和工程实践两个领域里面都有所作为，这才符合大国的国际地位。”

 

日本的科技发展路径值得关注。

 

经济发展需要科技成果转化，在发展初期一条好的经验就是转化别人的成果，日本有一阵儿就是走的这条道路。有一个说法，“英国人的主意，在美国变成食物，钱却被日本人赚走”。这叫技术立国，日本在一定时间里采取了这种策略。但是这条路走不远，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被遏制住，日本一度也曾遇到这个问题。

 

近年来日本连续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则让人刮目相看，高抒教授认为：“这说明到了一定的时候，国力强盛了，国家还是要支持基础研究，重要的科研成果不是靠别人做出来，而是要靠自己。中国已经到了这样的转型时刻！”

 

高抒教授以自己的研究领域举例。目前海洋船上所有的观测仪器、设备百分之百都依靠进口。制造仪器实际上可以推动基础研究水平的提高，同时也能推动新方法、新技术的建立。

 

因为，基础研究的仪器设备是为了研究特定的科学问题而设计的。他们在推出仪器设备的过程中已经研究过了，而我们再用别人研究出来的这些仪器来研究，研究必然慢一拍，所以从起步开始，我们就落后了。

 

同时，国内研究整个过程都没有，人家的工具拿来再走人家的老路，吃别人嚼过的馍，“小修小补小打小闹，永远难以超越他人，而强者则会恒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