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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科研人，最难对付的就是做预算。”3月6日，原浙江温州医科大学校长瞿佳面向浙江团众代表谈起了“科研管理中的繁文缛节”。

　　 “上面对科研经费管理非常严格，特别是做预算过于细化。现在细化到几块钱的试剂，牌子、型号都要写得清清楚楚；有时候，设备有一点细微改动就要修改预算。我们的很多科研人反映，现在申请钱容易，但是花钱难，这里面学问太深，稍有差别就报销不了。这逼着我们的科研人整天学会计。”

　　 为了安心地搞科研，瞿佳说，高校里有导师专门“训练”学生跑报销，“一次次到上面，不行就下来，绞尽脑汁地修改，然后再一次次报上去。每一次预算都要折腾个几上几下。”

　　 “管理过于死板，用管理行政经费的办法管理科研经费；项目管理过细，让科研人员去适应各种不尽合理的规则。”中国社科院俞金尧委员对此深有体会。

　　 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瞿佳也坦言，“把科研经费管理得如此之细也不是政府的本意。以前，科研经费的管理失之于宽，导致使用存在浪费、挪用等问题，甚至有科研人员用虚假发票、虚列开支等不法手段，套取或转移科研经费。为了规范经费的使用，国家制定了严格的规定。这本是好事。但过细过死的规定，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瞿佳代表讲到的问题还是存在的，但各地情况也不相同。”浙江省科技厅厅长周国辉代表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考虑到科研人员的需要，这些年，科技管理部门在规范、完善制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另一方面，确实还存在着过繁、过死的情况。”

　　 “但这个问题不是死结。”周国辉说，“科研活动是创造性的问题，它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把它做一个程式化的、天衣无缝的预算确实有难度。在现实中有少数科研人员出现了一些弄虚作假的事。这就要求科技部门寻找一个有效的管控机制，而不是把难做的交给科研人员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