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四”青年节，温家宝总理又一次到北京大学看望青年学生。在图书馆与学生座谈时，总理再次提到了“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总出不了杰出人才？总理说，钱老的话对他是“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

 

我在现场聆听了总理的谈话，真切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大学改革的高度重视。我想，要解答“钱学森之问”，必须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来改革我们的办学体制，通过体制创新，让拔尖创新人才“冒出来”。

 

对教育规律的探索、把握和实践，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就办大学而言，我们首先要从“古今中外之通例”中汲取营养。大学要坚守学术的寂寞与尊严，要舍得把资源投入到学生身上、投入到基础性、原创性的研究上，哪怕短时间内看不到回报，也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能跟风跑。从体制上讲，我们必须摈弃那种单纯追求数量的不科学的发展观，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标准来衡量大学的办学效益。

 

具体到教学改革方面，我认为首先应当着力开展通识教育。现在不少大学都开了很多选修课，可如果学生什么都学一点但只懂皮毛，那不是通才。通才之所以“通”，是因为他有科学的思维方法，受到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有终身学习、不断创新的能力。培养通才的办法之一是引导学生阅读经典、读古今中外的“大书”，文理医工，各科的学生都要读这些经典。我们应该从体制上作出保证：学问最精深的教授都应该开经典导读课，带着学生一起读书；对学生成绩的判定，不仅要看考卷，更要看他们写的读书报告，如果读书读得深，也应该给高分。在大学阶段，学生只有真正读通了几十本经典，打好了基础，才可能成为通才。北京大学推行的“元培计划”，就在做这样的尝试。

 

大学生应该学哲学，尤其多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自己。真正深刻的理论有着无穷的魅力，是能够吸引学生的。而且哲学是智慧的源泉，只有引导学生把思考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才能具备批判的精神，对那些最根本、最重要的“原问题”进行反思，从而有所创见。

 

许多大学在研究生甚至博士生阶段才会开方法论的课，有时因为老师本身经验不够，“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我主张，一流大学从本科生阶段就应该有这个训练，请不同学派、不同风格的大学者来讲，甚至手把手地教学生做科研。这个底子打好了，将来不管从事什么工作，这个学生都是有“章法”的。

 

同时，应当引导学生加强人格修养。我们培养的学生，没有高度的爱国热情不行，没有科学民主的精神不行，没有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也不行。

 

除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现有的思想政治课之外，还应在大学教育的全过程中加强修身教育，特别注意从校园里发掘典型、继承传统。比如，北大的孟二冬教授，用生命做学问、用心血写文章，他的事迹拍成了电影，北大的学生看了没有不掉眼泪的。因为从孟老师身上，学生们看到了真正伟大的人格。这种伟大蕴于平凡之中，不是脱离生活的说教，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而且“学得到”的。

 

此外，还应该更加注重学生的社会实践。北大也一直鼓励学生到西部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真正的拔尖创新人才是脚踏实地的，不仅要有宽广的国际化视野和对学术前沿方向的准确判断，更要扎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厚土壤之中。（作者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