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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4月，来自中山大学的科学家们报告称他们首次完成了对人类胚胎的基因组编辑工作，这一爆炸性新闻一经发布便受到了国内外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支持者和反对者激烈的辩论。

　　12月，美国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和中国科学院联合主持在美国的华盛顿召开了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峰会经过三天的热烈讨论终于达成共识，会议组委会于12月3日发布了自己起草的声明。

　　在今年最新一期（1月22日）的《科学》（Science）上，来自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基因组学与政策中心的三位研究人员Rosario Isasi、Erika Kleiderman 和Bartha Maria发表了一篇题为“Editing policy to fit the genome?”的文章。在文章中，他们指出出于研究及治疗目而正在进行的人类基因编辑，向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些伦理问题。

　　一方面，技术的进步使得医生们能够改造生殖细胞（卵子与精子）中的基因，防止后代罹患上一些破坏性的遗传疾病。同时，基因编辑有潜力改变人类遗传也向许多科学家们发出了警告，使得一些人主张应该无限期地禁止生殖细胞编辑。

　　三位作者认为，在世界各地的国家都在设法制定管控这一强大新遗传编辑工具的政策框架之时，政策制定者需要确定使用这一技术的“可接受门槛”。

　　作者们在这篇观点文章中提出，政策制定者可以利用帮助开发出管控体外受精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D）相关政策的这一模型来作为指导。

　　PGD被用来鉴别胚胎中的某些遗传疾病，阻止疾病传递给孩子的一种技术。一开始PGD也被认为极具争议，现在主要适用于一般的生物医学研究背景下。许多的国家都允许在符合医疗基本要求的条件下在植入前胚胎中进行遗传测试。

　　尽管PGD模型仍然 “相对不完备且有争议”，作者们认为它代表了一种“一种强大的管控方法”。

　　作者们补充说：“有关基因组编辑的许多问题仍有待解决。例如，对于基因组编辑是否存在一些潜在可拥护的应用以选择出或消除某些人类性状？对于非医疗干预是否会设立门槛？”

　　但他们仍然认为：“随着基因编辑在预防疾病方面的利益显现出来，公众的接受度会发生改变。最终，随着我们从研究转向临床，汇集个体决策将构建出一个实质性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