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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农村污水处理工程“晒太阳”情况非常普遍。

　　 以经济和技术水平最高的北京市为例，房山区长沟镇2003年投资500万元的污水处理设施，到2009年还未运行；海淀区日处理能力3000立方米的间歇式活性污泥法生活污水处理厂，村镇无力运行；怀柔区14个乡镇284个行政村建成的污水处理设施，无力运行……

　　 由于制度设计、技术和运行资金等问题，造成工程普遍“晒太阳”。在北京举行的“清华大学工程博士高峰论坛”暨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桑德集团村镇污水处理国际研讨会上，桑德集团董事长文一波如是说。

　　 ——趋势——

　　 未来中国污水处理主战场一定在农村

　　 2016年，村镇污水处理行业年产值可达424.7亿元。

　　 我国近8亿人生活在农村和小城镇，村镇污水治理市场空间巨大。据统计，2016年，村镇污水处理行业可形成424.7亿元产值，2020年产值可增至844亿元，到2025年，这一数字可达1305亿元。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王凯军教授说，目前我国污水厂的污水处理总量已超过美国。但从数量看，美国约有14000家污水厂，我国不到4000家；从规模看，美国大型污水处理厂1050家，小型的13950家，以小型为主。我国县城的污水处理厂1667家，城市污水处理厂2163家，以城市为主。

　　 “污水处理的市场正在变化，未来中国污水处理主战场一定在农村。”王凯军说。

　　 ——问题——

　　 缺钱、缺人、缺标准、缺模式

　　 如今，越来越多的环保企业加入了农村污水处理市场“分蛋糕”的行列。文一波说，“以往没人愿做村镇污水，主要是觉得缺少与之相匹配的工艺技术，导致建设及运营成本过高，利润偏低。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发展，技术已不再是当下中国村镇污水发展的阻碍，真正缺少的是配套政策、监管体系、财政补贴、技术评估以及专业人才等”。

　　 对文一波的说法，王凯军表示赞同。他说，针对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法律和条款几乎是空白，立法太过原则性、执法机制不健全；依靠国家补贴、“以奖促治”政策支持，主要用于设施建设，后期运行费用没有来源；没有明确的农村生活污染控制技术路线和管理模式等，导致补贴出来的工程“晒太阳”。

　　 资金是核心因素。文一波说，目前中央财政引导不够，没有设立村镇污水专项资金，现有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资金中，用于村镇生活污水处理费用偏少；补贴环节不合理，重建设轻管理。地方财政负担较重，建设费用动辄千万元，运行费用每年数百万元，乡镇负担大，即便经济条件好的乡镇也很吃力，何况当前多数集体经济收入微薄。居民收费困难，农村地区长期享受福利服务，尚未形成缴费习惯，年轻人外出务工，向留守老人收费更困难。

　　 据统计，我国农村污水处理技术总计达52种，种类繁多，多套用城市污水处理工艺。文一波说，技术繁多，农村和村镇污水排放标准不统一，不但地方不好执行，而且太宽松的话，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如北京的村镇A级排放标准已严于国家一级排放标准，等于地表四类水，要达到这样的标准，吨水处理价格应在5—10元，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基本上是不可能支付的。浙江最为宽松，浙江一级排放标准，介乎国家排放一级B和二级之间，又难以解决污染问题。”

　　 此外，我国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60%的乡镇仅1名村镇污水设施管理员；从业技术人员收入低，工作条件差，发展状态堪忧。“上述问题不解决，我国村镇污水处理‘晒太阳’工程会越来越多，投资建设浪费现象日益严重。”文一波说。

　　 ——建议——

　　 技术+商业模式，合适才是最好的

　　 王凯军认为，解决好农村污水处理，不仅是技术问题，更在于商业模式的选择。

　　 北京农村使用了多项污水处理技术，形成了以MBR膜为主导的技术体系。但从2006年至今，工程普遍“晒太阳”。于是，很多人据此提出，膜生物反应器这样的“高技术”不太适合农村污水处理。

　　 王凯军说，其实不然，在农村污水处理有运行得很好的膜生物反应工程；桑德集团的生物转盘技术也推广得很成功，“一个池子、一间房子、一个设备和一个人，简单的生物转盘技术也能成功”。因此，“技术成功与否，不但要看发明和拥有人，以及拥有的公司对这个技术是否专业，还要看商业模式是否合适”。

　　 作为国内村镇污水处理的先行者，桑德在技术工艺与商业模式上都进行了探索。2010年，湖南长沙县18个镇，只有2家镇政府投资建设污水处理厂，但因种种因素运行还出现问题。桑德在长沙县调研后，决定以打包方式处理18个乡镇的污水。

　　 规模化后，“从最初的每吨三、四块的处理成本，降至每吨一块八左右”。文一波对这种打捆治理的商业模式表示肯定，长沙项目也因此成为国内村镇水治理项目的范本，并迅速在全国各地推广复制。

　　 “桑德独创的村镇水环境解决方案，不仅是一项工艺技术，还是一套商业模式，二者的完美结合形成了比较适合当下中国村镇水环境治理的整体解决方案。”文一波说，该方案目前仍在进一步的升级与完善中。

　　 “互联网+”，上下水一体化

　　 桑德是国内“触网”较早的环保企业。文一波说，“在村镇水处理方面，尽管我们进入市场较早，但一直以传统模式在做，将来随着布局的增加，几十万个行政村和几万个乡镇，设施要建设、运营和管理，如何把效率提高、成本降低，需要做一些尝试。”

　　 文一波提出，要“互联网+”，将农村水处理设施互联网化。“用互联方式，让它做到真正的远程监控和远程控制运行”。还要做类似“云平台”的系统软件。“将来污水处理技术，一方面靠实验室不断做研发，调整工艺技术和工艺参数；另一方面，要靠大数据”。文一波认为，如果所有企业数据可以共享的话，这种技术上的突破将与过去靠研发突破是完全不同的。从工程角度来讲，把海量数据不断地进行分析总结完善，再反馈到生产实践中，对技术完善和推广应用也会有所帮助。

　　 把农村污水处理和自来水供给结合起来。“上水和下水一体化，水务和环卫一体化，通过大数据平台，让系统发挥更多作用，进而使运营管理成本下降，盈利模式更丰富。”文一波说。

　　 污水与畜禽粪便、秸秆等处理相结合

　　 “污水处理不仅是污水无害化，而是努力把它资源化、能源化。”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钱易说，农村用水量占全国每天总用水量的60%以上，农村污水处理必须技术创新。还需跳出污水处理范围，与畜禽粪便、秸秆等垃圾处理相结合，系统解决农村的污染、能源与肥源问题。

　　 ■他山之石

　　 日本净化槽推广经验

　　 日本农村污水处理的净化槽推广为何会成功？王凯军认为，总体来看，法律规范、技术标准、认证体系、补助金制度是其推广并健康运行的根本保障。

　　 在法律上，日本有《下水道法》和《净化槽法》，前者保障了城市70%左右的污水被处理；后者确保了小型污水处理约10%的污水，两者合起来，使日本污水处理率超过80%。而我国在村镇污水治理方面仅《环保法》《水污染防治法》，并不像日本这样立法方向明确，针对性很强。

　　 政策措施和资金支持，日本的净化槽补助金制度明确了补助金额及方式。即安装个人型净化槽，个人负担60%、国家补助40%；合并处理型净化槽（即化粪池），国家补助90%、个人负担10%。我国村镇污水处理补贴，基本只补贴建设，很少补贴运行。

　　 技术标准和规范，日本对小型净化槽规定了三种主要工艺类型，对大型净化槽规定了两种方法和五种工艺。并有具体的净化槽构造标准及解释，对负荷、设备选择、施工安装、维护管理等都做出具体规定；日本环保部门颁布了系列净化槽法实施规则，明确净化槽维护检查技术标准、清扫技术标准、使用准则、净化槽施工技术标准等。而我国村镇污水处理技术繁多，市场混乱；针对农村污染物排放没有具体技术标准体系，没有明确的农村生活污染控制技术路线和管理模式。

　　 日本净化槽有规范和完善的运营管理机制。指定的检查机关、负责清扫、维护的都确定了主体。而我国村镇污水处理管护不到位，责任不到人，管理主体不具备设施运行管理职责。现在污水处理企业提出的建设—运行—维护体系，从国家的农村制度建设上来看，还没有提出明确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