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对抗战年代的总结和回忆，说到中国科学界总是一带而过，科学界到底是怎样抗战的，人们了解很少。”中国科学院大学张藜研究员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其实面对侵略，中国科学界与全民族同仇敌忾，用知识、智慧甚至生命投入抗战。近些年随着现代科学史研究的增多，很多人物和故事才系统地浮现出来。

 

9·3小长假，除了看阅兵直播，张藜一直在位于北京中关村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办公室忙碌。她和她的团队正在为一本即将出版的新书《中国科学家的抗战》做最后定稿工作。这本书将以图说史，以丰富、生动的故事，全景呈现中国科学家投身救亡图存的民族大潮的历史。

 

 

战争来临无人能够幸免，大批中国科学家用他们的知识和理性迅速转向为抗战服务。通过张藜的介绍，我们看到了以下的故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一部分科学家便投入备战、组织国防教育、勘察战略资源。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地质学家丁文江积极投身战略资源调查。1936年1月5日，49岁的丁文江受托为建设抗战后方基地在湖南勘察时因煤气中毒去世。

 

大批知识精英因国防需要进入政府部门。我国地质学先驱翁文灏受邀出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从主持厂矿内迁到玉门油田的开发，从对美、苏特种矿品的出口到后方工业中心的建立，翁文灏为中国战时经济建设殚精竭虑。许多当时已卓有建树的科学家聚集于国防设计委员会，如国防化学专门委员会的曾昭抡（北京大学教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博士）、矿冶专门委员会的李四光（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边疆问题专门委员会的竺可桢（浙江大学地理系教授、美国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电气专门委员会的吴有训（清华大学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等。

 

日军在绥东战场上使用毒气，当时中国军队缺乏相关训练，民众对防毒几无常识。很多科学家以各种方式普及防毒知识。1936年11月，物理学家、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率领师生前往固安慰问部队。师生们携带自制防毒面具、烟幕弹和无线电通讯设备，为将士们讲解使用方法。清华大学化学教授张大煜等开放实验室，为学生提供药剂，指导学生们想办法自制防毒器材和配制毒剂。中研院化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吴学周在上海连续作“化学与战争”的科学演讲，现场进行毒气制备实验，使听众了解毒气等化学武器并非不可战胜。

 

七七事变爆发时，物理学家严济慈在代表中国出席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文化合作会议后回国，组织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西迁至昆明，全力研制军用通讯工具、光学设备和医疗器械提供给中国和盟国军队。

 

张藜说，人们都知道战场上“飞虎队”的英勇，但很少有人知道保证航线安全一定需要科技人员的参与。现年99岁的老气象学家陈学溶曾为保障驼峰航线的安全而远赴加尔各答进行气候测量，而他仅仅是无数战时工作在不同岗位上的中国科技工作者之一。

 

 

“希文坚欲赴中央军校。余以其眼近视，于前线带领兵士不相宜，且年过幼，而该班乙级只六个月毕业，于学识方面所得无几，故不赞同其前往。……余亦不能不任希文去，但不禁泪满眶矣。”这是1938年1月15日竺可桢在儿子参军前写下的日记。爱子之情跃然纸上，但国难当头，许多优秀的科学家在自己努力抗战的同时，与普通的中国人一样含着眼泪送儿子上战场。

 

翁文灏的次子翁心翰是中国空军的战斗机飞行员。1944年9月16日，翁心翰在湘桂路战场驾驶战斗机出击时阵亡，年仅28岁。

 

日本留学回国的病理学家殷希彭两度严词拒绝日方出任伪职的邀请，自己雇上马车前往晋察冀边区培训战地医务人员。而他十几岁便参加八路军的长子于1943年春在战斗中牺牲，年仅21岁。同年秋天，年仅16岁却已参加八路军三年的次子也在反“扫荡”中牺牲。一年中连失二子，殷希彭心中的悲伤无法言喻，但他却反而安慰前来慰问他的同志：“国难之中，两个儿子为抗日救国牺牲，他们光荣，我也光荣。我只有加倍努力工作，才是对他们的最好纪念。”

 

 

但是，这期间很多科学家抗战的故事却一直鲜为人知，原因正如10年前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刘钝研究员接受媒体采访所说，“似乎没有人做过系统研究”。近年来情况有了一些改变，张藜介绍说，逐步出现了若干有深度的研究，比如中科院政策所樊洪业研究员对竺可桢的研究，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张剑研究员对抗战中留守上海的秉志等科学家的研究等。

 

2015年1月中国科协王春法书记在安排“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年度工作时，提出要系统地研究和展示中国科学家在抗战中的贡献。这进一步推进了相关的学术研究，并使此前的研究成果得以系统化、普及化。张藜说，《中国科学家的抗战》中展示的所有故事都来自浩如烟海的史料，尽管目前所能呈现的仍然不是全部，但在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个时间推出，希望让更多人看到、了解这段远去的历史，不要遗忘中国科学家为国家、为民族曾经的奉献。

 

（科技日报北京9月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