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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北京青年报》近期报道，对李克强总理上月底出席国家科技战略座谈会时提及的“科研领域也要简政放权”，中国科学院院士赵淳生深有感触且记忆犹新，“总理当时说，填表（即跑项目）让科研人员浪费了很多时间，可不行。”作为一名院士，填表、评审这些和科研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每年占用了赵淳生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时间。

　　作为一名在大学里从事教学和科研的教师，笔者对高校里填不完的各类表格也是深恶痛绝，身边同事和网上同行对于工作中常常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与表格打交道也是怨声载道——各种自嘲和调侃由此应运而生，年轻的戏称自己是“表”哥“表”姐，年长的苦笑自己是“表”叔“表”姨，更有资深教员自诩为“表”爷“表”奶。

　　多年来，包括大学教师在内的普通教学和科研人员对于填不完的表格这种难以言“表”的苦衷抱怨不断，如今基层闹“表”灾的问题竟“惊动中央”，不仅李克强总理在国家科技战略座谈会上明确提出“科研人员因填表浪费时间，可不行”，一些资深院士也深受“表”害。

　　导致“表”灾泛滥的首要原因，是官僚主义懒政思维。表格填写本来是管理部门的正常需要，了解基层情况需要管理人员深入基层且真正“身”入基层，但现在不少管理人员习惯于坐在办公室里，习惯于单纯地看基层一级级汇报上来的材料。了解基层人员的个人情况，他们也同样不愿去实地和当面考察。于是，一级级填表格、报材料就成了上级部门了解基层单位和基层人员最省事的办法。可是这样一来，基层人员特别是处在行政管理“生物链”最底端的基层科研人员就格外费事费力了。

　　其次，文本主义的不良政绩观成了“表”灾帮凶。政绩的评价一般主要还是看有没有办出实事、能否让群众满意，但现在一些部门不愿花时间调研群众意见，往往以报表和汇报材料为依据来判定英雄。谁的汇报材料字数多、文笔好，谁的表格做得复杂、美观，谁在表格材料上花的时间多，这些文本、务虚的东西就容易成为评判一个人、一个单位能力、水平和政绩的重要标准。久而久之，基层人员慢慢习惯了这种“功夫在诗外”的评价机制，不知不觉成了“表”哥“表”姐。有时哪怕虽然深受其害，却又享受着这种表格之痛偶尔带来的利益快感。

　　部门壁垒与重复采集，也增加了“表”灾的灾情。一些管理部门的信息往往缺少共享，重复要求基层单位和个人报送内容基本相同、格式却千差万别的信息和表格——同样一份个人成果、简历或项目申报信息，不同部门和不同级别的单位往往在不同时间均要求基层人员上报；有的虽是申报同类事项，但今年要的表格与往年的很不一样。这些导致基层教学和科研人员疲于反复承受各种难以言“表”的填表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