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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设想您是否会参与这样一种赌博游戏：50%概率输掉$ 100，50%概率赢得$ 100。

　　通常，这类损失和获益期望值相等的赌博游戏对多数人来说并不具有吸引力。Kahneman和Tversky（1979）认为，损失和获得的心理效用并不相同，客观上的损失比等量获得产生的心理效用更大，并将这种现象命名为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那么，损失规避为什么会产生呢？先前研究用以解释损失规避的逻辑通常是，人们预期损失带来的痛苦会超过等量获得所带来的快乐。这一解释思路被称为“相减逻辑”(subtractive logic)。

　　乍看来，相减逻辑言之有理，但仔细分析便可发现“相减逻辑”背后隐藏的两条基本假设（即人们总是会预期“损失”带来的痛苦大于等量“获得”带来的快乐；快乐和痛苦对损失规避影响的方向相反）均难以成立。首先，研究表明人们并非总是会预期“损失”带来的痛苦大于等量“获得”带来的快乐（Harinck等, 2007）；其次，快乐和痛苦对损失规避影响的方向也并非总相反（Leone等, 2005）。事实上，预期正负情感很可能是以一种“相加逻辑”（additive logic）在发挥作用。如Shiv等人（2005）发现，丧失情感反应能力的病人在面对混合博弈任务时，比拥有正常情绪反应能力的个体更少地表现出短视损失规避，决策更出色。由此自然想到，这种“有无”情感（质的差异）在损失规避上表现出的差异，很可能也会在有情感的正常人群体中表现出程度上（量的差异）的差异。即，在面临混合博弈任务时，情感反应强度高（大起大落）的人比情感反应强度低（心如止水）的人更易表现出损失规避。于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人员提出了“相加逻辑”，即预期正负情感可以线性叠加后作为预期情感强度去解释损失规避，并认为预期正负情感相加的逻辑比相减的逻辑更能有效预测损失规避。为验证假设，研究人员依次开展了4项研究：

　　研究1通过虚拟的赌博游戏任务进行。选取91名大学生（女生61人），先让被试评定其当下的快乐程度，作为基线值。然后填写损失或获得的金钱数额分别为多少时他们才愿意参与该项赌博游戏（例如，赌博A：50%的概率赢¥20/¥100，50%的概率输¥___，我才愿意参赌），以求出损失规避系数λ (λ = G/L)。最后要求被试完成一个虚拟的赌博游戏任务（如投掷硬币游戏，如果正面朝上，你将获得¥100，正面朝下你将输掉¥50）。看到赌博选择后，被试需评定其愿意参赌的程度。随后，让被试预期他们在赢钱或输钱之后的快乐程度。结果发现预期正负情感相加逻辑比相减逻辑能更有效预测损失规避，即在同一个方程中，预期情感强度比正负情感之差更能有效预测损失规避。在此基础上，研究2采用真实的金钱得失，随机选取了50名被试（女生28人），通过在实验室中开展行为实验，再次验证了研究1的发现。

　　在依情境-特质理论综合考虑情感强度的情境性和特质性两个层面的基础上，研究人员进一步推论当下的预期情感强度可能源自个体在情感强度方面的特质性差异。研究3招募184名大学生（女生97人），测量问卷包括情感强度、损失规避和预期情感强度。其中，情感强度使用Geuens和Pelsmacker(2002)修订的简版情感强度量表，损失规避与预期情感强度的测量同研究1。结果发现情境性预期情感强度在特质性情感强度和损失规避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鉴于风险决策研究中期望价值理论的诞生源自Pascal 和 Fermat关于赌博问题的讨论，且损失规避的概念亦源于人们不情愿接受赌博方案的探讨，研究人员在研究4中选择了真实赌博者作为研究对象。选取有“东方拉斯维加斯”之称的澳门地区真实赌博者，278名具有赌博经历的澳门当地成年居民。采用与研究1和研究3类似的方法，发现个体的预期情感强度或特质性情感强度越高，其在过去一年中的赌博频次越少，单次赌博中可以承受的最大损失比例越小，进一步验证了研究假设。

　　该研究对研究人员的启示是，相对于低预期情感强度的个体，那些高预期情感强度的个体总体上对痛苦和快乐都更为敏感，更容易体验到像过山车一样的两极情绪，所以更容易出现损失规避。中国人常说“心如枯井，洞若观火”、“逢大事必有静气”，情感强度较低的个体能够让自己在面临风险时保持冷静，宠辱不惊，也就能更多地进行理性决策。所以，在当今充满竞争和压力的经济环境下，选择那些具有较低情感强度的个体更能有效胜任需大胆革新和冒险的领导者职位，以及更适合从事一些高危行业，诸如特警部队、高空作业、应急管理部门、航空航天等。此外，该研究提供了实证证据证明正性情感对损失规避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这意味着人们并非是一味地追求正性情感，正性情感在有些情况下也会对人产生负面影响。这种说法很早就引起古人的注意，且在东西方文化遗产中留下记载。如西方的《圣经》指出，“笑中有痛，乐极生忧”。与之类似，中国的《黄帝内经》中也有“过喜伤心”的说法。

　　该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 31200793； No. 3117097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No. 13YJC190022) 和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资助项目（20138012501）资助。成果已在线发表于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