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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联系了全球社区的50名研究人员、伦理学家和商业领袖对CRISPR改造人类生殖细胞会引发的问题发表评论。在这些联系人中26人对Nature Biotechnology给予了回复，其中不乏我们熟知的中外华人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的张锋（Feng Zhang）博士、冯国平（Guoping Feng）教授，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季维智（ Weizhi Ji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李劲松(Jinsong Li)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周琪（Qi Zhou）等。

　　N：当前实现生殖细胞改造的人类临床应用最突出的技术障碍是什么？

　　李劲松：改造生殖细胞有两种主要的策略——将CRISPR-Cas9转染进受精卵中，或是将CRISPR-Cas9注入到生殖干细胞中（随后生成携带纠正基因的配子）——改造生殖干细胞更具前景。在前一种方法中，并不是所有产生的幼崽都会携带想要的基因型，存在大量脱靶效应是一个要关注的问题；后一种方法允许在生成合子之前筛查配子中这种改造的存在以及准确度。

　　在可以将生殖干细胞介导的基因疗法应用于人类之前，至少有3个需要解决的突出技术障碍。以精原干细胞(SSCs)为例：首先，如何才能有效地诱导出一些人类干细胞谱系；第二，是否有可能获得来自培养SSCs的成熟精子；第三，是否可能实现对人类SSCs的遗传改造？在我看来，利用CRISPR-Cas9在生殖细胞中纠正人类遗传疾病仍然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N：改造生殖细胞有什么社会风险，又有什么潜在的利益？

　　季维智：不仅是生殖细胞，在所有的人类细胞中进行基因编辑都会引发一些社会挑战。首先，如果基因编辑价格昂贵，只有富人能够负担得起。这意味着只有最有钱的上流社会才可以获得这些基因改良，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拥有“少生病”的孩子，“更加漂亮和聪明”的宝宝。

　　另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改造有可能会阻碍群体中的自然选择，对人类基因库中变异的多样性造成无法预料的影响。第三点，毫无疑问这一技术将会带来一些方法，通过改善医疗保健来延长寿命。如何应对资源消耗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我看来，最大的潜在社会利益就是可以让社会摆脱一些遗传疾病，它们造成了过多的痛苦并消耗了资源。

　　N：英国已经批准了线粒体替代疗法，近期有报道称将人类体细胞核移植到了去核卵母细胞中；相比这些，CRISPR改造生殖细胞会造成哪些不同的伦理挑战？

　　季维智：相比线粒体替代，CRISPR改造生殖细胞具有另一些伦理挑战。其中一个就是在我们真正认识我们的基因以及我们基因组的所有功能之前，我们是否应该改变我们的基因组；当“垃圾DNA”并不完全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