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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8日，来自中山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轰动国内外科学家的研究论文，报告称他们第一次采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改造了人类生殖细胞。这篇论文一经发布便引起了全球科学界的激烈争论，甚者有人提出我们是否处在了一个新的“阿西洛马时刻（Asilomar moment）”？（生物通编辑注：1975年科学家们聚集在加州的阿西洛马会议中心，为安全推进当时新兴的重组DNA技术制定指导方针，该会议被广泛誉为科学界自我监督的典范。）

　　近日，《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联系了全球社区的50名研究人员、伦理学家和商业领袖对CRISPR改造人类生殖细胞会引发的问题发表评论。在这些联系人中26人对Nature Biotechnology给予了回复，其中不乏我们熟知的中外华人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的张锋（Feng Zhang）博士、冯国平（Guoping Feng）教授，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季维智（ Weizhi Ji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李劲松(Jinsong Li)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周琪（Qi Zhou）等。

　　N：当前实现生殖细胞改造的人类临床应用最突出的技术障碍是什么？

　　张锋：在技术和生物两方面都存在一些挑战。在技术上，我们并不清楚最新一代的基因编辑工具有多么的特异。这些工具是否会导致基因组中其他的改变？它们是否会以其他不良的方式来影响细胞，例如改变基因组的表观遗传状态并导致其他持久的后果。在生物学方面，我们对于基因组中的一些改变有可能会如何影响生物功能仍知之甚少。除了少数已知致病的突变之外，我们无法预测任何特定的遗传改变会在细胞或生物体中造成的生物学后果。

　　N：改造生殖细胞有什么社会风险，又有什么潜在的利益？

　　张锋：仔细评估生殖细胞编辑的伦理学意义非常重要。我们要在哪里划定边界确定哪些是在生殖细胞中可接受编辑的生物性状，哪些不是？如果我们进入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觉得已经足够了解这一技术了，首先解决的疾病将有可能是最严重的疾病类型（囊性纤维化、镰状细胞性贫血等）。然而，随着我们对生殖细胞编辑的安全性感到越来越满意，我们是否应该允许编辑除去不会引起早发性疾病，但有可能会与其他的因子联合提高如阿尔茨海默氏症一类的晚发性疾病风险的突变？那对于糖尿病一类的更加可控制的疾病又该怎样？对于身高、外貌和智力呢？我们要在哪里划定界限？这些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需要社会人士和许多的专家参与进来充分考虑所有可能的问题。

　　N：CRISPR技术能够相对容易地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实验室起作用，对于禁令或暂停令的施行是否会造成影响，会导致与生殖细胞基因治疗或生殖克隆不同的问题吗？

　　张锋：对科学团体和公众进行基因组编辑影响方面的相关教育非常重要。这样人们才会在他们自身的研究中准确地做出最符合道德和理智的决定。在技术上，CRISPR并不比生殖细胞基因治疗或生殖克隆要简单，一样存在着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