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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我在上海的报刊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作《被高估的民国学术》。在我的微博里，有90%左右的人对这篇文章表示不同的看法，但他们的看法很多是文不对题的。有的人说，民国时候思想多自由呀。可是，思想自由就是学术水平高吗？我看未必。

　　还有人跟我辩论说，你们有民国那些高洁的人品吗？人品跟学问也是两回事。我早在20多年前就写文章质疑过人品跟学术成果的关系，有的人说“字如其人，文如其人”，我就问他，汪精卫做了汉奸以后的书法是不是就明显变了呢？是不是就不好了呢？写诗的人都称汪精卫的诗作得很好，他做了汉奸以后有些诗也不错。如果再联系到具体的人，学界曾经一度否定王国维，说他思想保守、抵制革命，现在反过来又有很多人赞扬他，但是不管你赞扬也好，反对也好，他的学术成就都不会因此受影响。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学术至少应该分两个层面，一个人的“学”——学问、做学问的态度，甚至人品，当然也包括他的思想，这是“学”。什么是“术”呢?“术”就是怎么样把他的“学”转化为客观存在的，能够影响社会、能够传至后代，至少能够记录下来的这样一种产品。

　　有句话叫“不学无术”，学也没有，术也没有，这就完了。但是有没有“不学有术”呢?有没有“学而无术”呢?都有。比如我们现在赞扬某个人学问多好，但是因为客观的原因或者主观的原因，他没有产生任何成果，那么还不能算学术。比如大家都赞扬陈寅恪先生，因为他懂十几国语言，这是他的学，不是学术。学术的话我就看陈寅恪先生留下的论文、著作，他讲隋唐制度很了不得，讲得比前人都透彻，但是从这个论文里我看不出懂多种语言对这篇文章有什么帮助。

　　真正对学问有贡献的话，那么他应该把这些体现在某一门学术上面。这是为大家，不是为他自己。所以历史上真正对学问贡献大的人，像司马迁这样，哪怕条件艰苦，他也把所有能写的都写下来，把所有能做的都做下来，留给后人。我们对《尚书》有比较详细的了解，是因为有人把比较早的文字传承下来，我们应该感谢一位也许当时并不是一流的学者，他是谁?伏生，山东人，秦始皇时代的博士，而且他这个博士就是专门研究《尚书》的。秦始皇虽然烧了外面的书，但是官方的书他是不烧的，不仅可以保留，而且有人专门去研究，伏生就是研究这个的。所以秦朝亡了以后他把书藏起来，藏在墙壁里，同时他怕这个书毁掉，他就把它全部背了下来。果然，等到战乱过后，藏在墙壁里的书找不到了。终于，在他90岁的时候等到了汉朝派来的官员，来听他背书，他的口齿不清了，由他的女儿给他当翻译，结果《尚书》的文本留下来了。也许在那个时代，秦始皇身边学问比他高的人多得是，但是他们都只是自娱自乐、自我欣赏，或者在当时博得一个高名。如果没有人去做这种具体的事情，那么这个文脉就断了。

　　学问跟人品当然也有关系，但是并不是人品好的人一定学问好，一定学术好，这是两个概念。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讨论前人的学问经常会卷入到无谓的争论中去，就是因为大家的标准不同。有人反驳我，民国时那些人比你们现在这些人强得多。我说，这本身是一个主观标准，不是一个客观标准。但是就客观标准来讲，我今天比较这个人或者这个阶段的学术，我只看他们产生的成果，而不是简单讲人品，更不是简单讲思想。

　　葛剑雄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