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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3日，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张厚英结合自己的经历给孩子们讲授载人航天的知识和我国载人航天科学的进展，受到热烈欢迎。

　　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建章是著名野生动物学家，曾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野生动物资源学院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人才培训中心”，为该领域的人才培养开辟了新途径。谈及青年人才的成长，这位老科学家向记者直言：“老一辈的科研工作者，要善于为青年人才让路、铺路。”

　　记者：有不少知识界人士认为，青年科研人员待遇低、流动性大，堪比“农民工知识分子”，尚未成才已被现实击垮。青年科研人员的现状真的如此不堪？

　　马建章：青年科研人员收入低，被住房、子女教育等现实问题所困扰，是众所周知的事。“农民工知识分子”的说法虽然有点过，但我也同意。我觉得这与科研资源分配的不合理有很大关系。

　　这种不合理首先体现在科研经费的分配上“见物不见人”。我国科研经费往往比较重视仪器设备、环境条件的改善，但在人员养护上关注较少。许多科研项目在设置初期就已规定，绝大部分经费只能用来购买设备，而能直接拨付给青年科研人员使用的经费很少。比如一个大课题，本来需要很多博士生参加，但按规定人员经费只能用百分之十几，造成的结果是，青年科研人员参与课题的机会减少，或者是参与的人多了，把待遇降低。

　　另一个不合理之处是，学术资源过多地集中在少数人身上。近年来，我国科研经费越来越充足，但并未根本改变青年科研人员的生存和发展现状。部分原因即在于学术资源的配置掌握在少数“学霸”和“大牛”手里，学术资源的分配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许多青年科研人员只能跟在后面“打工”，为他人作嫁衣。长此以往，这些青年原本的学术理想和激情会渐渐消失，其奋斗目标可能会变成有朝一日能拥有“学霸”“大牛”那样的学术资源支配权。这很可悲。

　　记者：作为前辈科学家，您认为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马建章：青年科研人员既要争取经费，又要做好科研，两难全，甚至可能两边都做不好。我们这些老科研工作者，应该给年轻人创造条件，搭建研究平台，要给他们让路。比如有些课题项目，老专家们不必霸着主持位置不放，大可放心地委之于青年人才，给他们施展才能的机会和空间。要让他们在这里面学会游泳，争当冠军。

　　同时，我们还应帮助年轻人去争课题。因为青年科研人员的一些研究项目是没有经费支持的，有课题才有经费，才会有独自承担课题的机会和保障。没有了经费的后顾之忧，他们才有充足的精力和良好心态来做好科研。当然，彻底解决后顾之忧，还需要国家层面的帮助，如提高博士生等青年科研人员的奖学金及课题补助经费等。

　　记者：科研机构该从哪些方面着手为青年人才的成长铺路搭桥？

　　马建章：人一生中的黄金创造期一般在26岁到46岁之间，诺贝尔奖获得者出成果的年龄平均在46岁左右。因此，重视青年科研人员，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是人才战略的根本。但在我国，无论初级还是中级岗位青年科研人员，学术地位目前普遍太低，起步差。他们在高校大都只能任讲师，被琐事所累，成才之路缓慢，这也是一种资源浪费。而且，现行的学术考评中“GDP主义”盛行，过分注重定量评价、“工分”等，为创新路上的青年戴上了紧箍。

　　在国外，有许多高校讲师也可以当博导（但必须要有博士学位）。我国一般规定只有教授才可以当博导，个别学校稍稍放开，副教授也可当博导。我们可以学习国外经验，赋予才能突出的青年讲师招收博士生的权利，这对他们来说既是激励，也是新的压力和动力。此外，还应更重视把青年人才“送出去”和把一流学者“请进来”，与国外最先进的科研机构和大学交流互动。

　　在青年人才问题上，我们还应走出单纯以定量指标考核人才的误区。创新能力往往代表着成才的潜力，一个有创新能力的青年，即使在指标考核中“得分”不高，我们也应为其铺开一条成才之路。高校不应该仅是一个输出劳动力的地方，更应该是创新的源泉。美国高校很重视创业课程，无论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均有超过四分之一比例的创业课，且采取小班教学的方式，如8人或15人一班。尽管我国高校可能做不到8人一班，但动辄几十、上百人的大班教学，显然不利于互动，很难激发学生的创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