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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根本的解决之道，应是厘清市场与公立科研的界限，并分清政绩目标与科学目标。

　　自中央加大打击腐败力度以来，不光是部级高官被双规和批捕的数量“屡创新高”，科学界也有越来越多的“大腕儿”成为阶下囚。

　　最近一段时间来，就有浙江大学负责水体污染治理科技重大专项的教授陈英旭因贪污945万余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紧随陈英旭，原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执行院长宋茂强也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陈英旭们”的贪腐是在科技资源迅速增加的大背景下发生。这类贪腐事件的发生，不仅说明科技项目的管理机制仍有欠缺，更体现了以科技赶超为目标的大型科技项目，与现有科研体制之间必然的张力。

　　陈英旭、宋茂强在事发前皆是负责重大科研课题的负责人，其中陈英旭还是投资数百亿元的水污染治理科技重大专项子项目——治理太湖源流之一苕溪污染的“苕溪课题”的子课题“太湖富营养化控制与治理技术及示范工程”的负责人。“苕溪课题”总经费高达3.135亿元，其中国家拨付经费1.0544亿元。

　　项目经费的迅速膨胀并不意味着管理体制可以同步就位。值得深思的是，科研经费管理体制看起来并不缺乏经费监督，恰恰相反，在科技领域，尤其是在重大科技专项这类“花大钱”的地方，事先的财务审批和事后的审计极严。以至于宋茂强这样的“大科学家”，不得不用大量的冒名身份证、筹措的火车票和其他差旅票据一张张把几十万元经费虚报出来。他们的这种做法既体现了贪腐分子的“执着”，实际上也代表着科学界的芸芸众生相。很多不可预期的合理开销，由于事先无法列入预算也不能提取，不得不采取各种猫腻。

　　这么说，绝无替“宋茂强们”等辩护的意思。而是强调，当合理的开销也不得不通过报销四处筹措的火车票来解决时，不正当的经费支出就更能暗渡陈仓了。

　　如果说，不合理的科技项目管理体制导致猫腻频出，那目标不确定、评审不透明、参与者经常数量有限的重大科技项目（不仅局限于正式的科技重大专项）的不断增加则为利用体制漏洞提供了更多机会。很多重大项目要求的就是技术实现国际领先，或者解决国计民生的战略性技术需求，但如何算是领先，如何衡量解决了战略需求，则实在“难于言表”。

　　本来，绝大多数科学项目都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经费使用细节不可预期这类特征，这种情况往往与财务官员事无巨细地列出预算的职业喜好有本质矛盾。现代科学的发展通过科学界的自治解决了这一矛盾。项目该花多少钱，科学家们的小同行大体有数，而小同行往往会成为彼此的基金项目评委。

　　但经费大幅度增加、实施细节各方都无经验的重大科技项目，则打破了这种科学界自治的惯例。而重大项目的评审不透明、参与者局限在精英小圈子中这些屡被普通科学家诟病的毛病，只能让客观超脱的同行评议的梦想更遥不可及。几乎可以想见，今后会有更多陈英旭、宋茂强等重大科研项目负责人东窗事发。

　　如何能解决这一问题呢？现在科研资金预算管理的各项规定已经细得不能再细，而指望财务官员洞悉各项科学目标的精确成本那更是绝无可能。

　　更加根本的解决之道，应是厘清市场与公立科研的界限，并分清政绩目标与科学目标。但凡能以市场招标方式解决的技术突破，尽可交给市场并以公开和开放的方式评审。招标项目的目标本身则应当既符合市场预期，又符合科学发展的轨迹，而非为了政绩喜好而立项。那些没有市场价值的基础科研和公益项目，则应该尽量发挥科学本身的自治，创造科学共同体内部的透明开放，让学科的小同行们为了自己领域的进步和荣誉，自觉践行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