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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说，地下铺了管网，把几百亿埋在地下，老百姓也看不见，我怎么能干这个事儿呢！”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说，他在一个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城市调研时，曾听到这样的声音。

　　实际上，持同样想法的地方行政长官绝不仅仅是这一位，一些在台上大讲治污的领导，在台下的实际行动却乏善可陈。市长们之所以不愿花大力气治污，原因显而易见：求升迁、求提拔，需要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治污投入大、见效慢，市长们不愿投入似是情理之中的事。

　　把几百亿埋在地下，群众难道就真的看不见吗？未必。可是，即使老百姓看得见又能怎样，负责考核提拔的上级官员看不见，官员的前途也因此被“耽误”了，岂非得不偿失？市长只追求眼前政绩而不顾生态环境，固然需要好好批评，但我们更需要思考：促使市长愿意治污的长效机制如何形成？

　　治污工程只是一个典型样本，一些地方民生工程的遭遇大都如此。在建设美丽中国的大背景下，把环境治理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或者对市长实行“一票否决”，诚然可以使这一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但是，如何考核，考核的内容和标准是什么，怎样操作，却需要仔细思量。在目前的粗放式责任追究机制之下，只要环境没有恶化，相关领导就几乎不必为此承担责任；如果稍有改善，就会放大其功劳。无疑，这样的考核机制难以有效推进环境治理。

　　把群众意见作为官员考核内容，理论上是个好办法。让群众说的话有分量，官员才会真正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做群众之所需。然而，实际操作起来，还是有一定困难：一是群众意见难以刚性量化，二是群众意见难以与官员施政同步，三是群众意见可能杂糅不一。因此，难以形成解决环境治理问题的长效机制。

　　现代社会是一个标准化的社会，尽管做不到社会建设的每个方面都标准化、量化，做不到每个标准化、量化都绝对科学，但无疑为建立解决类似“市长不愿治污”问题的长效机制提供了一个思路。我们强调科学发展观、绿色GDP，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标准化、量化的指挥棒，就会导致路径依赖难除，科学理念难以真正落地。

　　因此，提高市长治污意愿，急需建立量化机制。有了标准化、量化的机制，将带动官员政绩考核标准的变化和问责机制的变化，从而建构起更加科学的目标管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