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郭齐家刚过完75周岁生日，老先生精神矍铄，每每谈到教育问题，瘦小的身躯中就会发出洪亮的声音。在他看来，当前的大学改革必须重视去行政化、人文精神培植、教育者本身要受教育这三方面的问题。

 

 

《中国科学报》：当前，中国大学的最大问题是行政化严重。在您看来，行政化为什么难以去除？

 

郭齐家：行政化难以去除，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中国的教育体制长期不尊重教授治校，习惯于简单化管理造成的。

 

中国大学办得最好的时期是“五四”以后至抗日战争之前，这段时间里既有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又有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遗憾的是，正确的建设之路被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所切断。战争年代的教育逻辑是派觉悟较高的领导来管理大学，简单化的管理确为战时的权宜之计。可是，到了和平年代，沿用这一方式并不适用于做学问。因为教育、行政有各自的规律，拿行政的规律套教育规律肯定是行不通的，一个最明显的问题是当代难出大师、难出学派。

 

《中国科学报》：去行政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郭齐家：当前，去行政化最大的阻力是用什么观念来领导大学，是让学术自由发展，还是由行政管住学术。我认为，当前对学术管理过严过细，学术自由的空气不足，所以到现在为止，大学里学派难以产生。有学派才有百家争鸣。过去，京剧里有梅程尚荀四大流派，各派有自己独立的艺术体系。我们的学问也是独立的体系，不是你管我、我管你，而是你研究你的、我研究我的，最后再交流、碰撞、争鸣。

 

上个世纪产生众多大师、学问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术自由的环境。像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这样的校长，从不把自己的学问强加于人，而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服务科学家、知识分子的角色上，为他们的工作做铺垫。

 

《中国科学报》：中国大学的去行政化之路，应该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郭齐家：大学改革应该逐渐淡化行政手段，重视学问手段。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

 

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公选校长要比指派校长更合乎民情。当然，在整体觉悟不高、心灵封闭的情况下，公选校长未必比指派校长更合适。经过慢慢培养、革新氛围，公选出的校长会越来越理想，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民主选举的氛围，这需要一个过程。

 

中国大学教授治校的氛围不够，应该回归到“五四”以后抗日战争之前，从中吸取经验来培养中国的大学精神，其总的精神是东方的人文精神和西方的科学精神的有机结合。

 

 

《中国科学报》：除了行政化问题，当前的大学改革过程中，您还关注了什么？

 

郭齐家：大学改革中，我最担心的还是丢弃人文精神。现在整个社会过分注重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甚至有人认为“文科无用”。但是，如果没有做人的方向，技术性能力越高的人，越有可能成为害群之马。

 

实际上，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是一致的，只是它的偏重不同。科学精神强调的是力量，人文精神强调的是方向；科学精神讲的是工具理性，人文精神讲的是价值理性。换句话说，科学精神研究真的问题，人文精神解决善的问题，只有二者结合才是“美”。

 

在应试环境下，中国的学生往往要到大学中补中学的人文课。在这一点上，一定要强调通识教育。如果暂时开不了通识课程，可以用大学语文代替。课程中要偏重儒家、道家的内容。比如，四书相当于是中国的“圣经”，通过《四书》和《道德经》我们可以学会怎么做人，做人的尊严、价值何在。尽管我不鼓励学生信仰宗教，但是希望他们有宗教情怀，因为宗教情怀重视人文的关怀和终极的关怀。

 

《中国科学报》：您强调开设通识课、大学语文课，那么内嵌在当中的人文精神有什么特殊的考核形式吗？

 

郭齐家：中国文化不是光靠背书、考试就能掌握的，要做到“知行合一”。不一定非要进行知识性考试，而应该鼓励学生进行人文体验，例如妈妈生日时给妈妈洗一次脚、煮一碗长寿面，期末的时候要求学生写一篇关于“孝道”的心得体会，播放一个以孝为主题的视频等。

 

只有当学生的人文情怀提升后，行为动力才会充足，学习兴趣才会提高。开设人文课程的目的就是在于启发学生们做人的觉悟，唤醒他们的良知。

 

《中国科学报》：大学功利化是当今高校的一大弊病。您认为大学功利化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郭齐家：现在很多病根都是出在“上一代”——家长追求名利，“教”会孩子一切向“钱”看；老师也追求名利，个别人学术造假，抄袭作业、考场舞弊。必须明确，为师者不仅仅依靠知识工具教育下一代，而是要靠觉悟、本性来启发学生，唤醒学生的良知，把认知心与道德心、感恩心、关照心和美感心结合起来。

 

然而，如今教师队伍的问题出在越来越多的人把教师当做职业对待，缺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观念。这是一种雇佣的观点，而非觉悟者的观点。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儒家讲本心，道家讲元神，佛家讲本性，西方讲灵魂，实际上说的都是讲心灵。搞教育者在于把丢掉的心找回来，但是现在的教育异化了，只讲工具、讲计算，不讲心灵。

 

让教育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过分强调物质化。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以来，前30年教育强调为阶级斗争服务，甚至于说把大学办成党校；后30年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很多学校历史系改为旅游系，只教肤浅的东西迎合商品化。大学的根本是追求文化，文化的根本是追求人性中的真善美。过于强调物质化，不仅把大学矮化了，还把大学的灵魂抛弃了。

 

《中国科学报》：教育要回归本位，需要怎样的一个历程？

 

郭齐家：马克思说过一句话，教育者本身要受教育。要改变中国大学生的气质，首先要改变大学教师气质。真正的教育，应该是灵魂与灵魂的感召、心灵与心灵的撞击，教师启发学生良知，使其拥有高尚的道德、大爱的胸怀、善念的种子。

 

就整个教育环境而言，需要转变权、钱、性的价值观，回归到天地国亲师、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信仰上。我们生命的根基是“天人合一”，天给我们性，地给我们命，父母给我们身，国家给我们创造好的环境条件，老师给我们“道”，告诉我们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人文情怀，才能构成一个和谐的社会。

 

中国的教育要把动脑改为动心，从胎教起就让中国文化落地生根。因为现在大学的问题是中小学的问题，中小学的问题是幼儿园、家庭教育的问题，根本问题还在于家庭教育和幼儿园的教育。应从心灵的培养开始，从小要接受圣贤的教育，要读“论语”、“道德经”，这是中国人的“圣经”。我们现在教育上、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集中为一点是背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缺乏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尊和自信。我们的大学，要真正为增强文化软实力作贡献，这样的大学才真正让人民满意。

 

《中国科学报》 (2012-09-19 B3 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