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在中国素有“中国第一考”之称，如今已进入公布成绩、学生选择学校的阶段。而中国许多地方的教育部门正忙着做一件事：通过屏蔽状元信息等方式，竭力阻止媒体“吹捧”那些总是能垄断高分考生的超级中学。

 

广东省高考放榜，有一些平时很优秀的考生查不到自己的成绩，学校很着急，考生很害怕——原来是当地考试院为了杜绝炒作和比拼状元，干脆屏蔽了前十名的信息。

 

可惜在整个社会对状元追逐的热情面前，广东的善意之举沦为了“掩耳盗铃”——媒体不会被难倒，他们转而炒作前二十名，或者寻找“疑似状元”。

 

每个省都有“状元生产线”和“一本考生生产车间”。最著名的是人大附中，据说北京市这些年来的文理科状元，一半以上出自这所中国最牛的中学。河北的衡水中学也是一所状元名校，不仅垄断了状元，甚至在全省能够上重点大学的考生当中，它占了一半，其他的上百所高中加起来才能跟它相比。宁波镇海中学网站的“高考榜”上可以看到，从2007年起，每年该校的一本上线率都超过90%。

 

对高分、对状元的追求，让学校和学生都倍添压力。一位北京人说：“许多学校加入到对成绩的争夺战中，而压缩学生上体育课的时间和双休日，用来做习题是竞争的关键。”

 

作为浙江省高分考生最多的学校之一，杭州市第二中学校长叶翠微坦言，“如果这种吃苦能给孩子带来什么好处也就罢了，问题是初三和高三的复习是对学习行为的一种扭曲，因为是通过不断地做、不断地记、不断地刺激，然后形成所谓的正确率的再现，跟现代学习刚好相违背。现代学习是基于问题解决方法的，而我们在低水平重复的只是一些工具性的内容。”

 

畸形的压力甚至传递到小学。浙江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监测所副所长顾昉在接受《都市快报》采访时说，自己女儿所在的小学把一天两次的眼保健操改成了一天一次，他和几位学生的家长一起去找学校反映。学校却说“把做眼保健操的时间拿来继续上课，一个学期也能利用不少时间了”。

 

但实际上，中国教育部门并不要求校长们追求升学率，并且明文规定各地不得对高考成绩排名，对校长的考核里，也绝对没有高考成绩的任何要求。

 

但是家长们认为，高考是决定孩子命运的考试，考上好大学才有好前途。因此名小学、名中学到名大学，这已经成为中国孩子们的第一选择。

 

升学主义就此控制了家长，家长影响了地方行政力量，地方行政力量将升学当作地方上最大的教育成绩，或者说“教育GDP”。这就足以干预到一个学校往哪里走——毕竟校长是行政任免的。

 

“对于省一级层面来说，高考成绩的比拼总体上是一个零和游戏，在国家层面更是如此。”浙江省教育学会副会长鲁林岳说，“但是到了各个地市，争夺状元什么的恶性竞争就开始了。”

 

在浙江，众多校长都对2009年的一幕记忆犹新。那一年高考放榜，当地的19楼论坛上有家长发帖指出“全省高考前十宁波镇海中学占了七个，杭州的中学该反思”，家长们铺天盖地的“口水”直接导致当时的杭州市主要领导召集了高中校长们开了一次会，希望杭州能迎头赶上。

 

“杭州中小学好不容易走上了素质教育、以孩子为本的发展轨道上，但是当年这个事件之后，舆论环境仿佛又退到10年前的恶性竞争。”杭州市教育局高中教育处处长黄建民说。不少校长告诉记者，这两年教育改革的环境明显恶化了。

 

“高考成绩绝对是一个高中校长走出校门，面对社会所戴的第一个‘紧箍咒’。”叶翠微说。

 

“有些地方高考不好，县委书记出来道歉，其实是因为老百姓比较关注高考成绩，高考成绩成为衡量一个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标尺。”教育专家熊丙奇说，“地方官员非常在乎一年有多少孩子考上北大、清华，他们认为这象征着教育实力，这种思维就是‘教育GDP主义’，或者说是教育锦标主义。”

 

这一切都似曾相识：不计成本，不计后果的透支资源和发展潜力换来的经济增速，不计成本，不计后果的透支孩子，为学校争光，为地方争光。“GDP主义的毒害太深了。”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说。

 

“教育GDP，反映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比较简单。缺乏理性，都愿意拿一个简单的指标来比。”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说。

 

虎爸和狼妈的蹿红让教育界人士尤为反感。“不否认他们的孩子优秀，但是把孩子培养上北大、清华就能得到全社会的认同，这种思维方式是非常危险的。它显示了我们社会对成功的标准只剩下一把尺子，意味着这把尺子量不出来的孩子都是失败的。”

 

地方上比拼状元，赢了教育的结果，是输了孩子。升学压倒一切导致了孩子们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被分出了三六九等。刘希平说：“最后整个教育，80%的孩子在为那20%的好学生陪跑，这80%的孩子注定了在人生一开始的时候就饱尝失败，这样的结构是非常恶劣的。”

 

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反思。叶翠微说，孩子除了应试能量超级强大以外，身体素质、心理健康、责任感和创造力都令人担忧。比如跟日本和韩国的孩子相比，肺活量的平均水平只有他们的三分之二。

 

已经有一些教育界的人士试图改变现状。例如浙江省有19所中小学加入了“解放孩子”联盟，教育厅对加入该项目的学校赋予一定的自由度，例如国家规定一周七节语文课，有的学校就缩减到五节，学校还被特别允许不参加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