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年来，科研道德滑坡现象在国内广受关注。

 

从去年开始，有关科研道德的宣讲和教育活动纷纷展开，社会舆论对国内学术不端行为的查处和处理情况，表现得极为尖锐。

 

“这是个非常好的现象，要向科技界发出信号，表明我国要像查处贪污腐败一样，惩治学术不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黄伯云面对《中国科学报》记者的采访，直言不讳。

 

几年前，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顾秉林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曾非常严厉地查处了一起学术不端行为。

 

“有一位教师在简历中被发现有剽窃行为，他把别人发表的文章改名换姓，当成自己的文章放在简历中。”顾秉林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学校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立刻与其解除了之前签的聘用合同。此外，因为发现有论文抄袭现象，清华大学对已授予学位的两三名学生进行了学位收回的处理。

 

“一旦发现绝不容忍。”顾秉林不断地重复这句话。在他的观念中，对科技工作者来讲，所有人都应该对科学界的不端行为“零容忍”，用他的话说，“一点渣子都不要有”，因为对社会的损害极大，尤其对青少年的影响极坏。

 

严厉查处的目的，是为了让科研人员始终紧绷着“走上歧途，将付出惨痛代价”的一根弦。

 

但事实上，包括顾秉林在内的很多科学家也都意识到，造成目前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的根源，主要是社会大环境和评价体制机制所引发的。

 

“出现了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于科研本身，也要看到，问题的出现是与我们的大环境有关的。”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朱道本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环境不好，往往产生一系列问题，而且“还要看导向是不是有问题，一定要从国家层面进行引导”。

 

对此观点，黄伯云把话说得更加直白：“科研评价体制本身就是个导向，评价是对科技人员价值的体现。现在不只是学术浮躁的问题，也是整个评价体系的问题。”

 

当然，绝大多数科研人员本身是希望能做好自己的工作，但“由于社会本身的浮躁，导致了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思想”，顾秉林说，很多人因此想不经过艰苦努力，就取得成果，“事实上这都是不可能的”。

 

曾常年在国外工作的朱道本回忆，相比目前国内的现状，国外虽然重视科研诚信，但“从未像我们现在一样，把科研诚信当成一个特别重大的问题大面积地抓。

 

究其原因，关键词还是：社会大环境。

 

“社会风气如果不扭转，想偷奸取巧的人还会存在，这是很成问题的。”顾秉林忧心忡忡。

 

朱道本认为，在科研道德上，国外科研人员大都比较自觉，“这主要是大环境的因素，没有人会想到要做什么不端行为，他周围的人也全是这样。再一个，就是平时的教育很重要”。

 

几年前，为了在科研人员中更有力度地开展诚信教育，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曾翻译出版了国外比较好的一些诚信教育教材。

 

“现在已经重印几次了。”朱道本认为，这说明国内对开展科研诚信教育的积极程度是非常高的。

 

对学术道德建设，黄伯云表示：“应该像进入实验室之前学习安全须知一样，让遵守科研道德成为制度化的常态。更要重实效，尤其是要从青少年时期就进行教育。”

 

“在违背科学诚信的那一刻，你的科研生命的棺材板就已经盖上了。”从去年开始，中国科协和教育部联合开展“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活动。科学大师们向莘莘学子传授着一个真理——始终恪守学术道德，才能在科研的路上走得更长远、更稳健。

 

接受采访的几位科学家都同样表示，科研诚信教育，应该从小就开始。正如顾秉林所言：“要让青少年务必了解到，选择科学是没有平坦大路可走的，做科研要愿意走曲曲弯弯的小路，愿意真正付出自己的努力。”

 

《中国科学报》 (2012-03-09 A1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