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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粮食安全，背靠的是18亿亩耕地红线。粮食安全年年提，时时重视，但决定着粮食总产量的耕地质量却长期被忽视。

　　从一组数据的对比即可看出。2011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指导的超级稻，已经攻克了926.6公斤大关。而我国四大作物的平均实际单产仅为302公斤，略高于新品种区域试验平均产量593公斤的一半，不到高产纪录980公斤的1/3。

　　“如果不提高耕地质量，而是单纯依靠增加投入和提高科技水平，即使我们研究出更好的超级稻、超级麦等超高产品种，仍然难以保障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黄鸿翔对《中国科学报》记者呼吁。

　　数据显示，我国耕地土壤的有机质含量不足欧洲同类土壤的一半，基础地力产量只占50％左右，低于发达国家约20个百分点。

　　而在我国耕地中，存在营养元素含量偏低或不平衡、盐碱、水土流失、耕层浅薄、渍涝、干旱缺水、过酸或过碱、重金属污染等问题的又占有较大面积。

　　“农业生产中由于施肥技术不当及农药过量使用，农作物对化肥和农药的有效利用率低，不仅造成大量的资源、能源浪费，而且造成农业面源污染，影响农产品质量与安全。”全国政协委员、云南华特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建国对记者表示。

　　在耕地质量低的条件下，只有加大投入才能取得较高产出。“这正是我国以占世界8％的耕地，却消耗世界30％以上化肥的主要原因，也是我国农民收入低下，而农产品价格仍然缺乏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原因。”黄鸿翔指出，“如果再增加化肥等物质的投入，产量增加有限，土壤和环境的破坏却会加剧，要进一步提高粮食单产极为困难。”

　　土壤质量是提高耕地质量的基础工作。但目前距离我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已过去了30年。

　　“当前，土壤质量状况已发生巨大变化，为全面和准确地掌握耕地质量状况，有必要尽早再开展一次全国耕地质量普查。”黄鸿翔建议。

　　黄鸿翔此前曾经提交过提高耕地质量的议案。“虽然国家现在开始重视这一问题，但在提高耕地质量建设上，多局限于分散在各部门的单项措施，缺乏长远规划指导下的大规模和综合性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

　　这几年来，黄鸿翔观察发现，耕地质量建设工作面广量大，综合性强，需要多部门协调配合，某个部门的单项措施很难取得较好的效果。

　　以农业水利为例。水利部分管的农田基本建设通常只是单纯的农田水利建设，而以建设高标准农田为目标的农田基本建设则应该包括提高土壤肥力、排除障碍因素、提高抗灾能力和改善环境条件4个方面的建设内容。

　　对此，在今年的《关于加强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的建议案》中，黄鸿翔建议，应明确耕地质量建设的主管部门以及各相关部门的分工，改变多头管理、力量分散的弊病。

　　“可以考虑在农业部设立耕地质量管理司，并把水利部和国土资源部有关耕地质量建设的职能划归农业部统一管理。如果这一点难以实现，则可由发改委牵头组织实施。”黄鸿翔建议。

　　要提高耕地质量，科技因素不可或缺。

　　一有机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所研究员黄大昉就会强调科技创新对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性。

　　两会期间，他再次提出，在经济危机背景下，美国2011年经济增长率预计还不到2%，而农业增值接近20%。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过程中，很多国家的农业机构、产业布局、耕地制度、生产经营体系等正在发生一系列变革。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根本在于科技创新。要积极开发有利于增产征收的传统的、实用的农业技术，还应加快发展能促进今后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生物技术，这样才能确保我国未来粮食安全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黄大昉表示。

　　此外，黄鸿翔认为，应制订耕地质量建设规划，在2030年我国人口达到高峰时至少应该建设10亿亩高标准农田。